本文也載於：新頭殼部落「開講無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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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哲學、革命學；醫師、哲學家、革命者 (3.Aufl.)
－為台灣大學1964年級的醫科和牙科同學畢業40年而寫－
尊敬的同學們，請容許我以一位醫師、哲學家和革命者的身軀來寫下這一篇。
醫學：在人類的生與死的生命兩極的歷程裡，永遠存在著無盡的尚待克服的身心病痛以及器官或器官功能的缺陷。不斷研究、預防並解除這些病痛與缺陷是醫學、藥學和醫者的任務。
哲學：哲學是一種特殊的科學，它的任務在於: 探索世界、人類和知識的普遍與根本的問題。它探究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這兩者的關係。它研究世界做為一個整體及其內在聯繫，研究人在世界裡的位置、人和自然界和社會的關係。它思索人的生命的意義，思索人們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可能性。它探究人的思想和認識的一般運動規律與發展規律。哲學研究這些問題，從而建構理論體系。哲學的工作也在於發展世界觀，並為之提出論據，說明理由。
革命哲學的提綱：向來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然而哲學更為重要的任務是，為社會-歷史的進步，建構革命的哲學，以改變那些人剝削人、人剝削自然界的一切社會關係，以改變那些使被壓迫者、被剝削者階級遭受奴役與屈辱的一切社會關係，以改變這樣的世界的現狀。
革命學：人類在追求真善美以及最符合人性的文明社會的歷史進程裡，每個時代都存在著必須被克服的社會矛盾與野蠻。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例如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過去從不是、將來也絕不可能從天而降，也絕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它們需要人民由下而上的革命壓力。只有社會與政治的勢力關係、權力關係發生真正的改變、根本的改變，有益於勞動者階級和社會弱勢者族群的社會進步才能穩固永續。研究與批判社會矛盾與野蠻是人本主義的、進步的哲學家、知識份子與社會科學者的任務，克服野蠻與追求文明的工作是革命人民和革命者的歷史使命。人類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的奮鬥和目標，永無終點、永無止境。
做為自然科學的應用科學的醫學與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象和目標儘管有許多不同，然而醫師與社會革命者卻有許多共同點。醫師的工作對象是人類有機體的肉體和精神，他們的職責在於研究並解除人的病痛與缺陷，減少並預防人類的疾病，提升人們的健康，延長人類的壽命。而革命者的對象是人類社會有機體，他們的任務在於研究、預防並消除社會的貧窮、疾病、矛盾、對立、衝突、野蠻，致力於改造社會，建立更理想、更進步、更公平正義、更合乎人性的社會。而社會的承擔者就是人－群體的人。因而革命者所關心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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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我選擇去歐洲留學，不是因為那裡的醫學有什麼最具領導性的成就。當時對歐洲我沒有敬畏，沒有崇拜，沒有夢想。對歐洲和德國(當時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我只有一些想像，對他們的文化、文明、藝術、音樂、哲學….，懷有些微的憧憬，對他們的科學與技術的成就懷有淡淡的尊敬。
就這樣，帶著一點點冒險精神，再加上幾許浪漫的想像以及一知半解和誤解，我於1972年底抵達德國北部的漢堡。我到德國以後的歲月，格於我們的紀念冊有限的篇幅，我在這裡只能很簡短地描述我的歷程。那時在德國唸大學不需學費，也沒有學年的限制，大學生涯普遍較長。我於1974轉到海德堡大學，1976開始在海德堡大學做醫學(免疫學)研究。1983我開始在德國瑪堡大學(Universität Marburg)主修哲學，輔修政治學和社會學。1990我獲得德國瑪堡大學哲學碩士學位(Magister)。1990到1999我在德國瑪堡大學社會科學與哲學院/政治學系從事 博士研究，主要的研究領域：實踐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國家理論。
在做醫學研究以前我就開始參與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後來我漸漸從醫學轉往哲學和社會科學。我為什麼在1972到1999年的27年間有這些社會-政治活動與學習旅程? 這和當時的台灣、第三世界以及美日歐各國的社會條件很有關聯－各國各民族要求社會變革的時代運動推動了台灣人民，也推動了我。那時，還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要求獨立建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的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已經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的人民仍然要求更進步、更深廣的民主。那是革命的年代。
從1970到1990年代這二、三十年是近代海外台灣人與台灣國內的社會-政治運動很重要的一段時期，我稱之為「近代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狂飆年代。台灣民族運動是台灣人民的民族形塑、民族發展、爭取民族獨立(台灣獨立)以及推動建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運動，它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台灣民族國家以取代中華民國。而台灣民主運動是反封建、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權，要求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運動。
在1987年解嚴以前島外台灣人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要求徹底的變革，運動普遍帶有武力革命的性質。早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許多海外的台灣人就深信，如果希特勒法西斯必須用犧牲很大的地下反抗運動以及傷亡慘重的世界戰爭才能把它打敗，那麼要推翻外來的殘暴的蔣介石法西斯政權怎能免於革命?! 於是許多在美日歐的台灣人、台灣青年、留學生、學者、科學家、知識份子就先後走上社會-政治運動或武力革命的道路。他們受到世界上許多弱小民族反帝反殖民主義的獨立建國運動的啟發與鼓舞；他們普遍懷抱著革命的熱情，希望創出翻天覆地的革命，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消滅中華民國。他們追求台灣獨立，追求建立一個台灣新國家；他們懷抱著高尚的志氣，要重新改造被國民黨政權嚴重扭曲毀壞了的台灣。
我去到德國不久就走入這個革命運動。
我去到德國不久就走入這個革命運動。
由於比較自由與民主的有利條件，這些獻身運動的海外台灣人自認為負有使命，要為島內被禁錮的人民發出聲音，做出行動，要為島內行將上升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早一步準備前瞻進步的思想、理論、戰略目標以及人力與物質基礎。
革命運動不只是實踐，也需要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運動的方向；沒有革命運動，則革命的理論就會流於抽象；革命須要理論與實踐的辯証合一。在1980年代初，當台灣島內民主運動受到獨裁者蔣經國政權的反撲而受到重傷的時期，我從社會舞台走向哲學、革命的哲學和政治學。關於「台灣民族民主運動」以及我們參與其中的歷程，我於2003年用了五萬字把它描繪出來－「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全文原載於: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台北2005年6月，頁145-202。 現在全文也載於本「英哲部落」: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2.html。 以下此文縮寫為「歐洲台灣人」。) 我從這一篇摘取幾段於下：
『自從2003年4月答應接下撰寫這篇文章的工作以來，我用盡了我為生存而耗費的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可支配時間，並且以科學家的嚴謹態度、以哲學家抽象而深刻的思維、以譜寫史詩般的筆調、以革命者的熱情埋首寫作。』(「歐洲台灣人」，第15節，頁191。)
『台灣這二、三十年所經歷的社會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進步的人物、且造就了無數進步人物的時代－在思維能力和熱情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在關懷人(民)、土地和社會方面的進步人物。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和獨立建國運動不僅是一種政治變革，它同時更需要是一場這樣的社會和文化的工程，其目的在於要把社會和人兩者都進行改造為新的社會和新的人。
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裡同時改造自己；他們就是自己的教育家。改造社會和改造人們本身，這兩種活動的合一，應該被看做是人的社會革命實踐的合一目的。如果人們不能夠在改造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那麼他們就不能拋棄那些從舊社會所帶來的一切陳腐反動的東西。新的人，將是新社會的新基礎。
台灣這樣的社會-政治變革的進程到底還是造就了一個世代的、這樣一類的台灣知識份子，他們的特徵是，他們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為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而進行戰鬥。一些人用舌和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追求成為全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同上，第13節，頁188。)
『1999年9月16日 ，距我離開台灣那時將近27年，我揹著正陷於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和被資本主義打敗的社會主義的行囊，偕著伴我流亡23年、剛獲得瑪堡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的牽手林玉，一起返抵台灣定居。
我們是屬於革命年代的人物，我們負有把歐洲人本主義的文明、社會主義理念的種籽、以及歐洲台灣人的革命精神帶回台灣加以傳播的任務。
回台灣五天後的深夜我們碰上9月21日 發生的台灣地殼大地震，南投集集大地震，死亡兩千多人，傷者逾萬人。台灣的人民和土地受到重大的創傷。十年間我們經歷了一次歐洲歷史的大地震(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的崩潰)和一次台灣地殼的大地震。
在今天當資本主義(資本的全球化)更強固地統治世界市場，並且把馬克思和他的社會主義理論看做是一條「死狗」的時候，我要公然宣佈，在科學研究以及社會實踐的領域，我仍然是這一位大思想家馬克思的學生，也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不斷為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而致力於提升社會政治運動的理論水平的實踐哲學家。』(同上，第11節，頁185以下。)
離開27年之後我才又回到台灣。 『只是，我的父母親不知道，我這一個在1972年底的一個冬天的深夜離開家而去德國的兒子，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回家。他們，直到1984/1990先後闔眼長眠時，就再也沒看到這個兒子一面。』(同上，第15節，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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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再看德國，它在我的認識裡展現為怎樣的形像? 德國，在它的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風光裡充滿著德意志民族的夢幻。但是戰後德國在西歐大陸的範圍裡，卻是一個民主受到它自己的統治階級傷害最多的國家(這並非因為戰勝國佔領德國)。在它的現代文明裡，更深藏著隨時可能蠢蠢欲動的最野蠻的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它是Sobotta[1]、貝多芬、史懷哲[2] 誕生的地方，是愛因斯坦流亡時期的故鄉，也是希特勒黨徒的帝國疆域。推動社會進步的德國工人運動曾經走在歐洲革命運動的前列，他們是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卓越傳統的先進戰士，而在歐洲反民主的陣營裡德國的統治階級，容克地主階級(Junker)和大資產階級，往往是歷史反動的先驅。德意志民族有一種特質，可以在野蠻的行為裡揉進纖細精緻的藝術與美感；集中營裡殘忍的劊子手卻有著喜好舒伯特四重奏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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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和幾千年前的人都一樣，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是一切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為了能夠思考，能夠發展思想，能夠創造歷史，必須先要能夠生存；人為了能夠生存，首先就需要食衣住和一些其他的東西。因此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生存需求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一段平凡無奇的詞句就是哲學，也是一種世界觀的出發點－人們的社會性物質生產勞動是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回到台灣，我碰到的首要問題同現代人和幾千年前的人一樣，因此我個人也必須參與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以換取維持生存的物質。感謝江宗欽同學在我回來台灣後收留我，在他的牙醫診所看診，我才得以在長年離開醫者生涯之後，不需很多時間就和醫療的工作再銜接起來。幾年下來，患者恢復了健康的笑容友善地肯定我沒有辜負做為一位優秀醫者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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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發展，到了2000年：台灣民族認同逐漸升高，取代中華民族認同；國民黨政權被迫終止長達38年的戒嚴和白色恐怖統治；海外千萬個長期的流亡者得以返回故鄉台灣；台灣的政治自由民主獲得決定性的一小步進展；民進黨勝選，阻斷了反動反民主的國民黨55年的一黨獨裁。然而，2008年國民黨又復辟了，我們的革命又遭遇到嚴重的挫折。但是，我們絕不失志、絕不退卻。民主運動不是只為了政黨贏得選舉；民主運動沒有終點，沒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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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大、台大醫學院和醫院的師長與先輩們的教導，也感謝同學們的切磋琢磨，使我成就為一位能夠解除人們病痛的醫者。我攜帶著自然科學和醫學的知識去德國，在那裏我認真而且熱切地汲取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我體會著醫學、哲學、人文、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互相滲透、互相作用、互相榮耀的深義。
感謝康明哲同學的辛勞，召喚各奔西東四十年的同學們回來相聚，他更不辭艱苦編輯這本紀念冊，他的熱誠鼓舞我，寫出這一篇四十年的感懷。
尊敬的1964年級的同學們，請容許我把我在哲學與革命運動的田地上耕耘所獲得的微薄收穫和你們分享。於是，我們可以無愧地說，在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舞台上我們沒有缺席。 ※
=== 第三稿，台北 2012/6/24 ; 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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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民主/Bürgerlich-kapitalistische
Demokratie)
(社會主義的民主/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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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哲
1970 台灣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
1972 到德國留學
1976-1983
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從事理論醫學研究
1983 開始在德國瑪堡大學主修哲學、附修政治學和社會學
1990 獲得德國瑪堡大學哲學碩士(Magister )，碩士論文：「卡爾·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形成/Zur Herausbildung des
Begriffs der Ware bei Karl Marx」，Marburg 1989。
1990-1999 在德國瑪堡大學社會科學與哲學院/政治學系從事博士研究，主要的研究領域：實踐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國家理論
1999 回台灣定居；現職：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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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Sobotta 是台灣的醫學生所使用的「人體解剖學圖解」的經典著作－英文版的「Sobotta - Atlas of Human Anatomy」－的作者的姓，而英文版則是譯自德文版原著。德文版原著的創始作者 Professor Dr. J. Sobotta，德國人，1869生於柏林，1945逝於波昂。他逝世後，他的這部著作由Prof. Dr. H. Becher 負起修訂與繼續出版的工作。因此，早在1960年代，Sobotta 的「人體解剖學圖解」的德文版原作就已經改為 Sobotta-Becher: Atlas der
Anatomie des Mens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