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2

張英哲: 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

2003129-11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主辦
台灣民主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 協辦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
論文

張英哲
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

最近修訂:2014410--(「太陽花學運」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從議場「出關播種」的日子) 


目錄
頁次
1  近代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發展的本質
146
創造歷史
149
島外的台灣人
150
戰後年代的台灣與世界(影響台灣社會-政治進程的內外條件)
151
歐洲的台灣人
154
歐洲的「台灣同鄉會」
155
7       「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機關刊物:「鄉訊」
163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歐洲本部」-「歐盟」
166
台灣社會主義者
169
10 「台灣協志會」
173
11 「台灣前進會」;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社會主義與馬思主義的危機    

176
12 台灣社會主義者看中國
186
13 智識份子與社會變革
187
14 革命暴力消弭暴力革命
189
15 後語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
191
註釋
192
本目錄右欄的頁次援引自登載原文的紙本書籍的頁次(原文載於: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 (出版者):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台北20056月,頁145-2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張英哲
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1]


這一段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的主軸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這個時代的社會-政治運動最根本的性質是,運動開始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這是一場社會進步歷史反動的鬥爭



2000318日島內外台灣人民以自己爭得的民主為手段,和平地用選票決定,終結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長達55年的統治,並且同時決定,把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陳水扁和呂秀蓮分別做為新任的總統和副總統送進總統府,把該黨推向中央執政的位置。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政權的更替,是一次沒有喧囂的空前大動盪。

過了36個月,200396日,星期六,全台灣晴空百里,酷陽烈日,十五萬來自島內東西南北和島外的台灣人民揮汗參加「台灣正名運動」,以堅定的腳步集結到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前的廣場,以震天的聲勢表達建立台灣國的意志,以自信的眼光散發出建構新民族的意識。到了1225日又有二十五萬的台灣人民走在高雄市的街道上參加「台灣制憲運動」。

2004228日午後,200萬台灣人民為了表達「族群團結、拒絕中國、牽手護台灣」而走到街道和公路上,手牽手肩並肩,從台灣土地的最北到最南端綿延500公里,串成一條人鍊,在下午228分針對中國的飛彈威脅齊聲高呼「反飛彈!要和平!」。

「台灣正名運動」和「228牽手護台灣」這兩個活動的創意,當時都是和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在台灣人民的社會-政治運動史裡面,李登輝在此之前與之後的位置和意義包含一些爭議,這則是另外的一篇章。

2004320日台灣舉辦總統選舉和第一次公民投票,陳水扁和呂秀蓮以過半的絕對多數獲得連任。但是公投卻沒有跨過法定的門檻。儘管如此,公投所代表的直接民主,已經使台灣的民主進程又向前跨進一步。

然而20041211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台灣民主派(綠軍)卻沒有獲得勝利,使得台灣的民主和民族運動的進程因此再碰到一次挫折,而中華民國似乎因此又得到了鞏固。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從這些事件親身體驗到,歷史進程不是直線發展的。

這樣的歷史進程正可以被用來檢驗一些政黨和政治人物的言論和他們的作為。我在另一篇拙作《再論台灣的主權》(載於拙作《關於台灣主權問題的論述與辯正》2005年出版中)裡就指出:在民進黨和陳水扁執政的團隊裡面一直都存在著一股易動搖原則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流派,意圖繼續「維持現狀」,使缺乏合法性又已漸失正當性的中華民國繼續做為台灣的國家架構。

以上這些事件不是一堆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一段有著內在聯繫的歷史過程的期間結果。這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政治變革史。

然而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只是這個變革史的一小部份,我們要把這一小部份設定在一定的歷史範圍內來研究:「從1960年代末到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以及台灣人民的自覺與認同。」這一段歷史到現在還沒有較系統性的記述。在1996年和1997年我曾簡單地敘述其中的一部份。[2] 現在藉這個機會對它做一些補充。

在開始敘述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之前,我們將先從台灣相應時期的社會-政治史談起,因為本文要把重點放在島內外兩者有密切關聯的部份,並且也因為台灣本身的歷史是兩者的主體。

首先我們在這個時期的台灣社會-政治變革的過程裡看到一條歷史的軸線,即台灣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我們並且說明這個歷史進程的根本性質、內容與任務,以及它在世界史進程裡的意義。

接著在介紹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時,就沿著這一條歷史軸線來敘述。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包括兩個部份:公開的組織與不公開的/秘密的組織。而不公開的部份則有兩個方向: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最後我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是什麼社會條件促使許許多多的台灣智識份子在那個時代跑到革命性的、創造民主新社會的陣營?第二,台灣為什麼終於沒有發生暴力革命?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也說出我們的觀點。

1.     近代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發展的本質

1960年代末到2000年這個時期可以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近代社會-政治發展史上具有深刻意義的年代。在這個時代裡島內外台灣人民攜手創造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事業:開創了一個類似歐洲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後時期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開創了一個民族運動。台灣人民的民族運動既包含類似歐洲各國人民從十五世紀下半葉(歐洲封建時代的末期)以來次第建構民族與建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 Nationalstaat)的民族運動,也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從殖民地或附屬地的人民發展起來的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民族運動,這種民族運動的目標在於,要把自己提昇為一個民族,要從外來的、異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並建立自己的國家。

島內外台灣人民攜手開創了台灣資產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新紀元。[3] 這是1940年代後半期以來迄今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是台灣人民不斷追求社會進步(Gesellschaftlicher Fortschritt[4] 的過程。就像歐洲接著中世紀末期的社會一樣,在這個時期的台灣,要求建立一個民主的、新的民族國家的趨勢,是社會-歷史進步的重要槓桿之一。這個歷史過程迄今尚未結束;台灣人民也尚未建立穩固的民主磐石,尚未建立一個明晰的民族面貌,尚未建立一個新的主權國家。

而與這一條歷史主軸同時存在的,在台灣和中國兩個國家的領土上,還有一股相反的勢力。這股勢力包括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以及中國共產黨,他們企圖利用台灣內部「反民主的勢力」[5] 倒轉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進程,企圖使台灣過去舊政權的獨裁威權的體制復辟;他們要壓制台灣人民自由與民主的要求;他們要破壞台灣民主化的成果;他們要阻止台灣人民建構台灣民族、實現民族獨立;他們要阻止台灣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6] 總之他們從台灣的內部與外部、從各個領域抗拒台灣的社會進步。這一股歷史反動的勢力不屬於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對象。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台灣人民的自覺與認同。

在什麼意義上說這是一場台灣資產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過程呢?除了上述以歐洲的歷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反殖民主義的社會政治史來襯托與類比以外,我們也必須以台灣本身發展的特殊性來做補充說明。

首先,我們在這裡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把這一條歷史軸線定質為「台灣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運動」,這當然有我們的科學理論基礎。每一種嚴肅的科學理論當然需要屬於自己的、理論周密的術語。為了避免誤解,這裡必須及時先簡單地說明「台灣人、台灣人民和台灣民族」這幾個概念。

早在十幾年前,我們就已經把被統治的台灣原住民(那個時候當然不是用這個名稱)以及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系移民(理所當然也包括通稱的外省人),統稱為台灣人或台灣人民,[7] 以與外來的異民族的中國國民黨專制獨裁的統治者相對立;而把由這些台灣人民客觀上正在形成的共同體稱之為台灣民族,以與國民黨舊政權所代表的統治的民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兩者都自稱為所謂的中華民族)[8] 相區別。此外「人民/Volk」一詞有時也被用來指那些為社會進步而奮鬥的群眾。

關於「民族」,我們不是從生物性的特徵(例如人種或組織抗原)[9]來界定民族共同體,而是從社會-經濟的範疇(Sozial-ökonomisches)與Ethnisches的範疇兩者所包含的兩大因素群在歷史上的發展,來界定民族共同體,並以此來研究並確立台灣民族的形成過程,也以此來說明這個時期的台灣民主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民族運動。[10] 這個民族運動反映著一個新的、與外來的所謂的中華民族不同的民族的形成。並且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它的目標在於,以本民族統一陣線反對外來民族的統治,追求本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把自己上昇為統治的民族,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一個與中國的國家主權沒有瓜葛的新主權國家。

Ethnisches是一個把形容詞轉變為名詞的概念,指的是一群人擁有下列的一些共同特徵的總和,它的內容包括語文、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自我意識、社會心理、歷史傳統等。若將Ethnisches譯為族群因素,則不能充份而正確地表達我們賦給這個概念的內容;為此我們認為這個概念在漢譯上有困難,並想藉這個機會順便請教民族學研究的先進們。我們需要相當的篇幅才能說明我們的民族理論和台灣的民族問題,因此這裡就不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了。[11]

其次,雖然我們說這是一場台灣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這個革命的過程卻不是由台灣的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而是一些來自中產智識階層[12] 的政治積極份子做為資產階級的理論代表和實踐的先行者,站到歷史舞台的幕前,來表達台灣的資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在那個時代的共同利益與要求[13]

隨著台灣經濟從1960年代中末期開始的快速發展和成長,有著愈來愈多的人們期望在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領域提昇品質,要求更有意義的、更具人性的生活,要求提昇知識、科學技術和自身勞動能力的水平,也要求把那些用來改造自然界的生產工具(包括精神的工具--語言和科學理論)發展得更加完美,以便進一步提昇個人的人格發展,並提昇社會-經濟的發展。所有這些--人的能力、科學技術、知識和生產工具的質和量的總體--構成了社會生產力。而這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使台灣人民要求國家減少對個人自由的壓制與干涉,要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領域擁有更自由的活動機會與空間,要求更多的自由: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結社、科學研究等等的自由,也要求更多的人權與平等的政治參與權、要求司法獨立;並且按照近三百年來歐美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經驗和規律,這些自由的要求總是伴隨著政治的、甚至經濟民主的要求,以及法治的要求。這也是台灣新生的、逐漸茁壯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動向。

這個革命過程的主要任務在於,將為台灣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政治的、法的、經濟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等的各個領域掃清障礙,並開創有利於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當時台灣社會既有的社會政治制度、法權關係、財產關係與經濟關係[14] ,這些關係的總合,即社會的生產關係,對蓬勃的台灣社會生產力而言已經變成為不堪忍受的桎梏。它們被要求做根本的改造。可是當時的獨裁政權與國家機器(做為政治的代表)卻企圖繼續維持著既有的社會生產關係,即既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支配與統治關係[15],並且一直壓制著人們對自由、民主與法治的要求,一直頑強拒絕進行具有社會進步意義的改變。

本文開頭所描述的、從20003月到20043月的幾個重大事件,就是戰後到2000年台灣社會-政治歷史發展的延續。

總的說來這是一場廣大的台灣人民與外來統治者的民族對抗,是自由民主的要求與專制極權的衝突,是台灣民族的自由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異民族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16] 之間的矛盾,是民主與反民主的對抗,是社會進步與歷史反動的鬥爭。這預告著,一場全面的戰鬥將要來臨,在社會、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的領域。

這個時代的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最根本的性質是,運動開始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在促進這個團結行動的隊伍裡,歐洲的台灣人,和島外其他地區的台灣人一樣,先後加入了這個行列。台灣人民在這個時代在島內外攜手自覺地開創了歷史。說自覺,是因為人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與要求符合社會進步的發展方向;而且,不只是個人,並且是群眾;人們不僅意識到自己做為個體而行動,而且也意識到自己做為群眾的一份子而行動;共同活動,共同去爭取實現預定的共同目標。

因此我們在探索歐洲的台灣人的運動時,就沿著這一條台灣歷史的軸線來敘述。

2.     創造歷史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7]

這句話是一種歷史觀、一種歷史哲學。在這樣的歷史哲學看來,人們的社會歷史活動不是一堆偶然性的、雜亂無章的活動的集合。在看似偶然的歷史過程裡,歷史有著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強制性規律;而在歷史的必然規律裡,也有著偶然的事件為補充。然而人們的歷史卻不是這種強制性規律的被動產物。不!人們是可以主動地創造歷史,但卻不是可以任意地創造;只有在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強制性的規律,並且在實踐上符合這種規律時,人們才能夠主動地創造歷史。這時,歷史就是人們自覺的能動Bewusste Tätigkeit)的創造物。人們在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歷史活動,不是從無前題出發,也不是按照個人任意的選擇來行動,而總是從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這些社會歷史條件,一方面包含著世界的社會-歷史條件的一般性,也包含著個別民族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則包含著社會-歷史條件與人們的社會-歷史活動兩者的相互制約與交互影響。

我們嘗試著依循這樣的歷史哲學,並且應用由這樣的哲學導引出來的史學方法,來敘述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時空裡所從事的特定活動,他們的活動如何受到既有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他們的活動又如何影響了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他們的、以及同時代許許多多的台灣人的自覺與認同;他們努力拋棄虛幻的中國的民族與國家認同,他們反對歷史反動(封建、獨裁、反民主、反自由、外來統治、踐踏人權);他們覺悟地轉而來對自己生斯長斯的台灣的土地與社會的認同,認同自我決定的價值,並追求社會-歷史的進步。

在這種認同以外,海外的台灣人有著其他的認同嗎?有,但是那些對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與其「所謂的中華民族」的認同,主要的不是以運動的形式在發展,而是沿續他們傳統以來對該黨、該國及其意識形態的屈從、忠順與信仰。這種認同以及那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其「所謂的中華民族」的認同,則也都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

3.     島外的台灣人

1960年代末為起點,島內外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這是從島外台灣人開始的。

台灣人移居國外並且與我們所要探討的運動有所關聯的,是從1947年二二八革命[18] 失敗後開始的。到了1960年代末,主要的是在日本、北美洲和歐洲,台灣人的人數已經相當多了。這些台灣人已經具備了做為能夠進行有意義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因素的人數;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且以知識和理論來武裝自己的時候,人數才能起著決定勝負的作用。

1960年代末為起點,島內外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這是從島外台灣人開始的。

什麼是島外台灣人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呢?這就是他們從1960年代末開始,最初僅在某些地區或國家,後來迅速地擴展到世界範圍的聯繫,並且以各種形式組織起來的社會-政治活動。漸漸地他們以相同的語文、以各種方式表達反獨裁專制、反外來政權、反異族統治、反中國併吞台灣。他們也以各種方式提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公平、正義,以及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的新社會和新國家的訴求,並且以各種形式的運動來追求實現這些目標。

又為什麼這個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會從島外台灣人開始呢?它之所以從島外台灣人開始,不是因為他/她們(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將以「他」代表「他/她」,敬請女士們諒解。)是與生俱來的先知先覺者,而僅僅因為,當島內的思想與結社都仍然處於極端禁錮的時代,他們這時來到日本、北美洲與歐洲這些比較自由的國度,在這裡他們比較能夠自由地思考,在這裡他們不難看出這些自由民主的國家同獨裁統治下的台灣之間的巨大差異。在這裡他們在感覺上自己好像遠離了國民黨政權直接的恐怖統治,他們才能夠比較少顧慮遭受到立即的迫害。這時,當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感知或認識到1970年以前的台灣史的脈動的時候,當他們認清了那個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不堪忍受的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時,並且當他們也受到前述的一些國際社會-政治條件的變動的衝擊時,他們就決定挺身出來承續島內台灣人的批判精神與反抗的傳統,批判並反抗國民黨政權和它的國家,中華民國。

由於旅居歐洲的台灣人,他們在運動的質和量雙方面達到能夠開始起著有歷史意義的活動時期,不同於在日本和北美洲的台灣人,只能從1960年代末1970初開始。因此要敘述歐洲台灣人的運動,只能從這個時期開始。

而要描述1970年代開始的歷史,那麼回顧一下在此之前的一些台灣與世界的社會-歷史條件,是有所幫助的。我們把這一段時期拉回到1970之前的二十五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五年,1945-1970

4.     戰後年代的台灣與世界(影響台灣社會-政治進程的內外條件)

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吞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回歸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體的抽象權利宣言

1945815日日本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旋即受命於盟軍遠東區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1025日來台灣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並實施軍事占領。

1947年,3月中國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民烽起的二二八革命進行大屠殺。它接著並施行血腥的恐怖統治。它於1949519日在台灣頒佈戒嚴令。1949年底蔣介石的政權被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打敗而流亡到台灣,卻開始成為台灣人民的外來統治者,繼續其軍事與特務統治。

1949101日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久之後這個中國就開始宣稱台灣為其領土,並揚言要解放台灣,這就背叛了毛澤東自己於1936年所表明的、要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19]

1950625日韓戰爆發,兩天後,6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台灣中立化宣言」;這是此後「台灣的法地位未定論」的由來。

195198日,日本與一些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然而,由於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共產黨政權雙方爭執不下,雙方因而都沒有出席參與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日本宣布『放棄其對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原及請求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僅僅宣布『放棄其對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而沒有明確地表示把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轉移給誰。

1952428日中華民國才單獨與日本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此和約確認日本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業已放棄台灣、澎湖群島、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與「舊金山和平條約」一樣,「中日和平條約」也沒有明確表示這些被放棄的領土移轉給誰。這就是說,中華民國雖然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但是並沒有因此從日本的手上獲得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

「事實上,詳細考察台灣和澎湖群島在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過程,就不難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在戰後並沒有被轉移給任何一個國家。因此,中華民國並不能夠根據任何國際條約主張擁有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回歸兩地的人民。而根據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沒有任何權利可以主張對台灣擁有主權。」[20]

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吞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回歸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體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1948年開始,直到1987714日宣佈解嚴為止,台灣持續將近四十年處於軍事戒嚴的統治狀態,這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政權的極端高壓與恐怖統治的年代。戰後島內外台灣人民開始反對獨裁、反對外來殖民政權、爭取自由民主、反對中國併吞台灣以及爭取民族獨立與建國的社會-政治運動,自從二二八革命之後就不曾間斷。

1970以前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運動,一部份是由二二八革命點燃的,這一部份由島內及島外的台灣人一直延續下去。反抗運動的另一部份,則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者在中國大陸的鬥爭來到台灣的延續,這一部份可以稱之為1950年代的左派青年反抗運動;這一部份到了1950年代中末期在台灣島內已被類似法西斯的國民黨政權以極為殘酷的手段消滅殆盡(即所謂白色恐怖的時代)[21]

1970以前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縱容下壓制了島內所有零星的反抗運動而獲得一種社會-政治的「穩定」狀態,這種「穩定」的狀態是在台灣的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得以順利增值的良好條件。而另一方面台灣也是在美國的政治與軍事的護衛下免於中國的侵略,而中華民國也暫時保住了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是美國民主制度矛盾的兩面性:在資本增值的需求下,美國的民主政治可以默許、甚至支持外國的獨裁統治,這也是資本主義的民主(Bürgerliche Demokratie)本質上的內在矛盾。

關於台灣島內從1945終戰開始,經過「二二八革命」(1947),「四六學潮」(1949),1950年代的左派青年反抗運動,「自由中國」雜誌創刊(1949),雷震與郭國基等人組黨失敗(1959),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共同撰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1964.09.20.),到彭明敏秘密脫離台灣(1970),這二十五年島內台灣本地人和來台中國人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歷史,在一些著述裡都有記載,[22] 本文在此就不詳述了。我們僅指出:第一,在這段恐怖統治的時期,各個反抗事件,組織上沒有能夠互相連繫支援,事件的影響沒有能夠擴散到廣泛的地域,換句話說,這些個別與零散的反抗事件還沒有能夠發展成為全台灣的、具有民族規模的反抗運動。說還沒有能夠,是因為做為歷史運動的主體–人們–的條件以及社會客觀的條件兩者都尚未發展成熟。至於進一步研究其原因的工作,則已超出本文的範圍。第二,「自由中國」雜誌做為當代在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論政的園地,他們所宣揚的理念為日後台灣的政治思潮與民主運動播下自由主義的種籽。

另外,台灣人的反抗運動,自從二二八革命失敗之後,有一部份轉移到島外繼續下去,首先在日本開始發展,後來漸漸擴展到北美洲和歐洲。

我們把眼光再轉向世界。戰後到1960年代舊帝國主義與舊殖民主義現象迅速崩潰瓦解;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許多殖民地,或經由武力鬥爭,或經由非武力的過程,次第獲得了至少是形式的政治獨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23] 但是像巴勒斯坦人卻遭遇到相反的命運,他們千年世居的家國,被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以色列人,藉建立新國家的過程強行佔據。巴勒斯坦人此後迄今坎坷的建國運動獲得舉世民主力量的同情與支持(帝國主義者當然不是民主的力量)。巴勒斯坦人的建國問題一天沒有獲得合理的解決,那麼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間就一天不能獲得和平的基礎。

1960年代末期,是資本主義中心世界戰後持續二十年經濟發展的黃金年華[24] 的尾聲,也是一些較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開始(1973/74)再出現長周期經濟危機以及疲弱復甦交替循環的前夕。這一次危機延續迄今已三十年,尚未消失。

196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與軍事仍然處於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個集團的對抗和冷戰的時代,兩個集團互相恐嚇,卻又對對手感到恐懼。蘇聯以武力先後鎮壓匈牙利與捷克的自由派共產主義者的要求,而取得對東歐(南斯拉夫除外)的霸權。美國陷在越南戰爭的泥沼;而世界各地反越戰的運動澎湃地發展。

1960年代中末期,在許多西方國家裡興起了新社會運動、新左派運動、工人階級運動等。而大學生運動於1968在巴黎達到最高峰。之後,運動開始趨向沉寂。然而這些運動此時才開始它們的後續效應。這個1968所標誌的運動對日後世界各國的、以及海外台灣人的思潮與社會-政治運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60年代末期中國正進行一場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美國政府在對中國與對台灣的政策上卻開始轉變,而漸漸朝向與中國修好,朝向與之聯合來對抗蘇聯的方向發展。[25]

1970年代的世界看來好像是一個革命高漲的年代,也好像是革命開始走向低潮的年代。那時台灣經濟發展開始顯著地增長。可是就在1971年,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做為統治台灣的國家(機器),它的合法性、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危機都因此再也不能掩蓋地暴露出來。這個危機是一個過程,它在如此明顯地暴露出來之前,在1960年代下半葉,一方面已潛隱地在促進台灣人民的覺醒與行動;另一方面人們的覺醒與行動也在釀造更成熟的社會變革的社會條件。在那個年代台灣人民面臨了一個晦暗不明的前途。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北美洲和歐洲各種派別的台灣獨立運動開始更廣泛地活躍起來。

1960年代下半葉到20世紀末,前後歷三分之一世紀的時光,是一個需要台灣人民思考和發出聲音、而且也是引發台灣人民進行思考和發出聲音的年代;這段年代,也是一個需要台灣人民團結、而且也是促使台灣人民團結的年代;這段年代,更是一個需要台灣人民起來行動、而且也是導引台灣人民起來行動的時代。

1970年代是台灣戰後的啟蒙時代的開端。在這一個啟蒙運動的過程裡,有些事物在崩潰,有些事物在新生逐漸陷於瓦解的,首先是一個統治台灣已經四分之一世紀的專制王朝-國民黨政權以及它虛幻的國家與意識形態;而逐漸崛起形成的,是一個尋找真實的社會基礎、真實的國家位置與追求自我決定的台灣民族。

1960年代中期以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開始暴露危機,彭明敏教授秘密離開台灣,而去到瑞典再轉往美國1970),「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盟員黃文雄和鄭自才槍擊蔣經國(1970.04.24.)等的這些事件,也加速促進海外台灣人的覺醒、團結與反抗的行動。

5.     歐洲的台灣人

接著我們來敘述本文的主題:海外台灣人的團結行動如何在歐洲的台灣人社會裡表現出來?(以下所要敘述的對象,當然不是指所有在歐洲的台灣人,而僅指那些參與這個團結行動的台灣人。)

比起日本與美國,歐洲各國與台灣之間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關係,自從西班牙與荷蘭的勢力在17世紀中葉先後退出台灣以後,一直到1971年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前的這幾百年間,都缺乏深刻的傳統。1971年之後迄今中華民國在整個歐洲,除了梵諦岡以外,就迅速地失去了所有的外交關係。加以台灣人開始旅居歐洲各國(主要的是在西歐大陸的幾個國家,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隔洋的英國)的時間較遲,人數也相對稀少,並且絕大部份是留學生以及一些應聘到德國和瑞士的女性護士。這些台灣人的個人經濟力量和總體經濟力量都非常薄弱,在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的領域,都沒有形成稍具規模的活動。此外,人數最多的德國,卻也是一個最不輕易給予完成學業的外國學生繼續居留許可的國家。這些因素就大大地影響了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的規模與性質。在不易獲得歐洲這些國家較長期而穩定的居留許可的條件下,大部份的歐洲台灣人,如果他們選擇遲早將回到台灣時,那麼他們在從事那些嚴重遭受國民黨政權跟監與迫害的激進的民族民主運動或台灣獨立運動時,就必須以不公開自己參與政治組織的身份,秘密地進行,這就影響了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的特殊結構與面貌:秘密的、不公開自己參與政治組織身份的政治活動必須更加倚重公開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舞台;秘密的活動大大地限制了組織的廣泛發展。

因此在描述歐洲台灣人的這些比較不公開的政治運動之前,我們先介紹公開的社會-政治運動:歐洲的「台灣同鄉會」。


6.     歐洲的「台灣同鄉會」

來到這裡的人都成為反對獨裁專制、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追求自由、民主、正義與社會進步的學習者、啟蒙者和實踐者。在社會、政治、法、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領域,在民族與國家前途的問題上,他們負有思考與表達先驅思想的任務,而他們也竭盡所能地負起這些工作。

1970年當台灣島內的言論思想仍然處於類似歐洲中世紀末期的禁錮狀態時,在歐洲西部的幾個國家裡的台灣人就開始出現了團結行動的萌芽。最早的是1970424日成立的「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首任會長是施光。之後在法國、瑞士、奧地利、西德和意大利的台灣人就先後以「台灣同鄉會」的名稱成立社團。每個人都可以經由加入各國或各分區的「台灣同鄉會」而成為會員。[26]

島外台灣人在這個時候設立同鄉會,除了因為身處異國而想互相幫忙互相照顧以外,也由於上述的島內和國際因素,而想共同來關心家鄉的前途。這些「台灣同鄉會」的聚會或會議全然公開,沒有任何神秘、也沒有任何秘密。

然而當這些「台灣同鄉會」向中華民國駐在各國的外交機構提出登記申請時,卻都被後者拒絕。其原因也很簡單:台灣島內仍處於嚴禁自由結社的狀態下,更何況以台灣為名的結社。

國民黨政權的拒絕,無異於拒絕承認「台灣同鄉會」的合法性,這也無異於表示它開始與「台灣同鄉會」進行不公開的對抗,這就一直到今天都制約著兩者此後的緊張關係。不久這些原來散處在各國各區的「台灣同鄉會」就開始醞釀聯合起來。1971103日「旅德台灣同鄉會」和「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兩個組織同時在西德的Kronberg創立。「旅德台灣同鄉會」的組織是會長制,第一屆會長是陳重任。「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是由上述歐洲各國的「台灣同鄉會」聯合組成的,當時旅居歐洲的台灣人將近一千人,而與各國的「台灣同鄉會」保持聯繫的約有五百人。「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組織是理事會制,第一屆理事長是吳修團。

「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創立後,它的理事會於197312月初設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鄭欣。接著,這個「籌備委員會」就開始積極地為創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即「世台會」)而進行籌備的工作。197497日「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就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誕生了,它同時選出第一屆會長郭榮桔。那時「世台會」包括「巴西台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和「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三十年前旅居歐洲的台灣人就這樣開始對海內外台灣人日後團結進行的民主與民族運動,貢獻了一份力量。

三十年間有無數非常熱心和非常優秀的人,包括男女留學生以及護士們,既是積極的會員,也是做事的幹部,長期投入「台灣同鄉會」的創立與發展的工作,這裡限於篇幅,很可惜不能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列述下來。不過,這裡至少可以提到幾個人的名字:吳修團和陳建福。這兩個人在「台灣同鄉會」創立前後的那段日子裡常常一起開車到各地,為成立地區性的以及聯合的「台灣同鄉會」而奔波籌劃。吳修團是創立「台灣同鄉會」非常有行動力的先驅者,卻不幸在尚未看到「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成立時就於1973年病逝了。陳建福是一位精明能幹、熱心公共事務的自然科學家,在經歷二十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後,於2000年在德國默默地離開人間。另外一位,彭順興,於19871121日清晨開車前往主持「台灣同鄉會」的集會途中發生車禍,不幸喪生。那時他擔任「德國台灣同鄉會中南區分會」的會長。他是一位台灣客家人,既是「台灣同鄉會」的積極會員,也是台獨聯盟歐洲本部的盟員。他十數年奉獻「台灣同鄉會」與台灣獨立運動,令我們非常感念。

在這個地方也值得一提的是在歐洲的台灣基督徒。19711229日島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這促進了海外台灣基督教徒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1974228日趙有源牧師在德國Wuppertal舉行「今日台灣人的拯救會議」,向台灣人宣揚人民自決的理念,也向歐洲人表達台灣人民自決的意願。

從文字上看來,「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宗旨是:(1)維護歐洲各地台灣同鄉的利益,(2)聯絡鄉親,促進感情,以期互助合作,通力相濟,敦品勵德,解決困難。再看「旅德台灣同鄉會」的宗旨:本會基於互愛、互助、協力互濟,以促進鄉親情誼、敦品勵德,解決學業、經濟、生活等困難為目的。這樣的宗旨現在看來或許有一點可笑,它並且還帶有一點當時台灣島內教育的道德八股:敦品勵德。但是這些都不是什麼值得議論的缺點,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強調同鄉會的聯誼性質,對內對外甚至可以說是優點。但是就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單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我們要認識「台灣同鄉會」,也不能單以它的宗旨為根據,而應該從它的實際活動與活動所產生的結果去認識它。

歐洲各國的「台灣同鄉會」和「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組織與運作都是「簡單多數民主制」。他們的會長、理事長與幹部都是無給職,他們的改選以及理事會、大會都定期舉行,並且完全公開。「台灣同鄉會」的經費只來自會員的會費和會員的小額捐款,而不接受任何政治團體的資助,這是它們一直都能夠保持不受任何一個外在的黨派操縱、能夠保持獨立自主的物質基礎。

「台灣同鄉會」到底是怎樣的團體呢?直到1987年解嚴以前國民黨政權一直都把它看做是一個台灣獨立運動的外圍組織,對它懷著極深的成見與敵意,並對之進行情治監控。而一些憤世嫉俗、自命激進的人卻把它看做是一個起不了積極的社會-政治意義的聯誼會。「台灣同鄉會」的真實面貌又是怎樣呢?

從「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於1971103日創立以來,每年在秋冬之交舉辦的「全歐大會」以及歐洲各國分會的不定期的活動就已經做為公開的活動,迄今不曾間斷。這就給歐洲、世界各地以及島內的台灣人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常設的歷史舞台。

事實上在地區性的「台灣同鄉會」和「聯合會」的組織與公開性的活動裡,各種政治與非政治派別的人物都會來到這裡:有不自覺和無任何社會-政治意識的人,有強烈的台灣意識者,有台灣自決派、改革派、革命派,有台灣獨立運動的活動者和支持者,有台灣左派,也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有中國併吞派的活動者和支持者(他們自稱中國統一派),更有國民黨員,職業學生和臥底份子。從社會-政治理念的光譜來看,有保守派,自由民主派,三民主義的信徒,社會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托洛斯基派,毛澤東派,當然還有無黨無派和騎牆派,也有為了追逐實現個人利益的賭徒與冒險家。同鄉會能夠容納這麼多樣派別的人物,人們不得不承認它擁有廣大多元的包容性。但是有一個派別,它從一開始直到今天都一直自外於「台灣同鄉會」,他們從來不曾公然大方地出現在「台灣同鄉會」公開的場合,這就是國民黨和它的政權的高階代表,其間只有一段短暫緩和的例外,即1990年代下半葉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時期。

在那個時代懷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社會-政治理念、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生代,來到「台灣同鄉會」這裡互相切蹉琢磨,互相辯論和批判;不同的國家認同派別來到這裡指示台灣的前途;每一種派別都來到這裡宣傳他們解釋世界的理論,或改變世界的仙丹妙方,以尋求別人的瞭解和支持;每一個政治組織的活動者也都來到這裡尋找新的同志,拓展他們的規模。也有人來這裡抄錄同鄉會成員和政治活動份子的名單,出賣給國民黨政府,也出賣他們自己的良知和靈魂;當然也有人來這裡刺探革命的陰謀。然而,歐洲各級的「台灣同鄉會」並沒有被一個特定的政治團體所壟斷,它們本身也不是狹義的政治團體,它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自主性。

經過幾年的運作之後,「台灣同鄉會」才漸漸地發展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社會-政治定向。這個過程和台灣島內外與國際局勢的發展息息相關。就在「旅德台灣同鄉會」和「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兩個組織創立之後三個星期,197110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國民黨政權與中華民國的危機就此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這深刻地影響著「台灣同鄉會」此後的發展:在國家與民族的問題上,島內外台灣人都開始面臨艱辛的「覺悟與認同」的漫長歷史進程。

1974年「世台會」成立後歐洲的台灣人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台灣人一樣,開始把世界當做自身社會政治活動的舞台,而在他們的意識裡也開始型塑一種台灣民族意識,它的內容與規模已不同於日據時代。

1975年國民黨政權把45日宣佈為蔣介石過世的日子,這對「台灣同鄉會」沒有激起任何漣漪。不過島內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胎動。19758月,代表台灣民主運動的新萌芽「台灣政論」創刊,它對島內外台灣人民產生莫大的鼓舞。然而這本雜誌在五個月內出刊五期之後,就遭受執政者停刊了。

1976年毛澤東過世後不久,據說是他的親信的所謂「中國四人幫」旋即被逮捕下獄。之後,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中國的神聖就開始崩潰了,中國神祕的面紗也漸漸地被揭露了。海外各地的中國併吞派頓時失去了一個一統的依靠而分裂,他們的公開活動逐漸地從「台灣同鄉會」公開活動的場所消失了。而國民黨在「台灣同鄉會」公開的活動裡從來就不曾有他們的代表性人物出席。於是「台灣同鄉會」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在社會-政治定向上,主要傾向於反國民黨的獨裁封建專制、追求台灣民主化、期望台灣擺脫中國統治、支持各種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團體。

島內民主運動(簡稱黨外,即國民黨之外的民主人士與民主運動)在1975年以後迅速地受到島內外台灣人民廣泛的支持,在不斷地與執政者鬥爭、也在不斷地遭受對手打擊的過程中持續蓬勃地發展。黨外的雜誌一本接一本地出刊,卻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一本接一本地被查扣或停刊。無數這樣的雜誌刊物伴隨著一波接一波的、人民群眾與統治者的衝突與鬥爭,構成了民主運動的進程。

1977年島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促請政府把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是島內第一次以團體的名義公開主張台灣獨立。台灣文學界興起「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桃園縣長選舉過程發生舞弊嫌疑,引發中壢群眾暴動。島內「黨外民主運動」已發展到全島性聯繫與日漸緊密團結的規模。

接著,19789月「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成立了。1216日美國宣佈,將和中國建交。中華民國面臨新的危機,使國民黨政府扣緊對島內民主運動的壓制,中斷了該年底將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活動。然而這時冷卻和壓迫都已經不能熄滅島內民主運動的烈火。同一個危機這時也加速促進島內外民主運動的發展。

19781221日黨外先輩余登發被羅織叛亂罪名而遭逮捕。為抗議余登發父子被逮捕,黨外人士次日立刻冒著被判死刑的危險群集到高雄橋頭示威。這是被壓迫者冒死而英勇團結的極致表現。他們英勇的反抗才使得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民和黨外民主人士的恐嚇沒有完全得逞。

197911日中華民國和美國斷交,並終止雙方的共同防禦條約。同日中國和美國建交。8月黨外人士以政團的雛形創刊「美麗島雜誌」。這一本雜誌所代表的運動的規模,以及人民群眾與領導者的人數、組織與理論,都提升到新的水平。可是它仍然不能免於先前黨外雜誌的命運,在四個月內發行到第四期的時候,在同年的11月也被停刊了。

19751979這短短的幾年裡,「台灣同鄉會」和島內運動的聯繫愈加密切。那時,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台灣同鄉會」一樣,歐洲各地的「台灣同鄉會」也經常做為島內民主鬥士的講壇。

19791210日世界人權日,「美麗島政團」在高雄市和平地舉辦紀念會。是時統治者以暴力刺激並壓迫與會的群眾,使得群眾和統治者爆發了激烈的流血衝突。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逮捕、壓迫和恐怖政策,把「美麗島政團」的領導群送交軍事審判。

國民黨殘酷的壓迫和恐佈統治只會激發更多的島內外台灣人支持、甚至親自投入政治運動的革命路線。1215日島外有十個政治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誓言要以革命的力量使國民黨政權從地球上消失。島內島外台灣人民的連帶感隨之迅速提升,和平與革命的路線相互支持。

血腥與恐怖的統治,使島內和平的民主運動一時受到重大的打擊。這時「台灣同鄉會」沉重地負起了傳承島內民主運動的任務。那時如同在世界許多大小城市一樣,在歐洲的幾個城市,在巴黎、布魯塞爾、波昂、維也納,許許多多的台灣人走上街頭向國民黨政權示威抗議。另一方面「台灣同鄉會」的成員們也進行營救被逮捕的島內人士。

就在這時,1980228日的中午,「美麗島政團」的領導者之一林義雄律師,他的母親和三個幼女在家裡被謀殺,三人當場死亡,一人重傷。兇手是誰啊!?

他們究竟有什麼私人怨隙,竟然使得他們做出這樣的事!?
啊!好悲慘的景像![27]

在通往黎明的土地上
我們望見滿天的血
那樣痛苦的鮮紅
失明三百年的土地
也終要見到光明 [28]

這是一幕民族苦難的極致!一幅苦難民族的縮影!

大約在一年半後,一位任教於美國一所大學的年青台灣人陳文成教授,在1981年夏天回到台灣,於72日被警備總部的人員帶離他的家。幾個小時之後他被發現陳屍在台灣大學的校園。

縱使迄今一直都還找不到這兩件謀殺案的兇手,但是台灣人民都知道,已喪失人性的法西斯國民黨統治集團,應該為這兩件謀殺案負責。

海內外台灣人民,自從1947年以來,幾十年艱苦的奮鬥沒有白費。國民黨舊政權在19791980年代初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大迫害之後,它本身也已經成為強弩之末了。才不過幾年,島內的運動就開始從挫折裡迅速地恢復過來。於是我們能夠從1980年代上半期開始,步步逼使國民黨舊政權逐漸解體。這個再也不能夠回到中國大陸的外來政黨和政權,為了要在台灣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在事實上承認台灣人民的力量,並進行相應的台灣化的自我改造。這是國民黨和它的政權的民族屬性的(被動)改造過程,這個過程至今不僅尚未完成,甚至還有被反動勢力倒轉的危機。

1980年代前中期以來韓國民主運動的進展以及菲律賓馬可仕獨裁政權的傾覆,鼓舞著台灣的民主運動。台灣人民的民主運動於1986年衝破了黨禁創立了「民主進步黨」,接著迫使國民黨政權於1987年解除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統治。台灣人民終於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勝利地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成果。

海外「台灣同鄉會」、海外台灣人的各種社團和政治組織以及島內的台灣人民就這樣共同完成了台灣近代民主運動的初步任務。自此以後直到1995/96年「台灣同鄉會」不再肩負著重大的任務。就在這個時候「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卻擴大了它的版圖。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在英國的台灣人要組織一個像歐洲大陸一樣的「台灣同鄉會」一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二十多年以來英吉利海峽對在英國的台灣人和在歐洲大陸的「台灣同鄉會」的成員說來,好像是一片多麼難以跨越的水域。1995年元月「英國台灣僑民協會」在李勳墉、梁信忠、楊清勇、黃國俊、朱美芳的努力下誕生了。1996年元月他們加入「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至此,在英國與歐洲大陸兩地的台灣人才克服了英吉利海峽的障礙而團結起來。

最後,2000年結束前還有一件事。最後,可不是最遲;早在1970年代有一位居住在遙遠的南歐的台灣人常獨個來西歐參加「歐洲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年會,他就是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都城翡冷翠(Firenze)的陳主加。那時旅居義大利的台灣人不多,到那裡去的台灣留學生也不算多,並且又大多是唸藝術和設計的短期留學生。此外由於國民黨政權駐外機構的干擾,使得台灣同鄉會在義大利一直都無法形成。這種情況直到五年前才開始改變。在陳主加、許志仁和呂盈達的推動下「義大利台灣協會」終於在2000年的春天成立了。這是「歐洲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最新增加的版圖。

世界各地的「台灣同鄉會」,曾經是許多海外台灣人精神的家,寄託著對家鄉的關懷、思念與期望。它們同時也是一種組織,在島內政治極端專制、思想和言論受到全面箝制的時代,負有向島內外台灣人民傳播民主、自由、反專制獨裁和台灣獨立建國的思想,並且把島內人民反專制獨裁、受壓迫、追求民主和國家獨立的願望和聲音向國際傳播的任務。它們同時也是一種舞台,一種在島內戒嚴統治的時代,給海內外台灣人做為思想啟蒙和政治鍛練的舞台。它們同時也是一種陣地,一種海外台灣人用來反抗專制獨裁的中國國民黨舊政權,爭取自由民主,以及反對中國對台灣的霸權主張,爭取台灣的民族獨立,而與島內台灣人並肩作戰的陣地。

現在來回答我們先前提出來的問題:「台灣同鄉會」到底是怎樣的團體?我們認為,它既不是一個政治團體,卻也不是一個純聯誼的團體,而是一個具有聯誼互助功能以及追求一定的、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社會-政治目標兩者結成的複合體。來到這裡的台灣人都成為反對封建獨裁專制、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追求自由民主正義與社會進步的學習者、啟蒙者和實踐者。

有人說,「台灣同鄉會」過去主要的定位是反國民黨政權。這種觀點還不夠全面。一群僅靠反對專制獨裁的人們,如果自己沒有同時懷抱某些未來社會的理想,並且去實踐它,怎麼能夠從世界各地集結起來長期作夥奮鬥呢?因此我們可以說,不僅反對專制獨裁,而且追求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正義、進步的社會和獨立的國家,都是「台灣同鄉會」的自我期許。

島外台灣人,特別是在1987解嚴以前,由於身處在思想沒有禁錮的國度,而比島內的台灣人民更有自由思考的條件。島外台灣人在社會、政治、法、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領域,在民族與國家前途的問題上,負有思考與表達先驅思想的任務,而他們也竭盡所能地負起這些工作。同時他們也知道拿島內的社會政治的進程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的正確性,從而証明自己不是空想家;他們更極力設法在嚴密的監視下把這些先驅的理念送進島內,他們也熱情地支持島內一再受挫、卻日漸澎湃的民主運動。而島內獻身運動的台灣人民,也因為有著島外台灣人的組織與團結,而感覺到他們的努力與外在廣大的世界有著聯繫,他們的犧牲與奉獻有著外在廣大世界的關心、注目與支持。

回顧過去三十個寒暑,「台灣同鄉會」的成員們與島內台灣人民共同經歷過由苦難、悲壯、挫折、犧牲、溫馨、成就、尊嚴和榮耀交織的歲月。我們以血和淚戰鬥,為子孫奠定了發展民主和自由的基石。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今天台灣的原住民以及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系移民,才能夠攜手,開始克服形成一個新的民族的各種偏見和障礙。

更名為「台灣協會」-台灣人民新的歷史事業

「台灣同鄉會」到此是不是已經完成了它本身的歷史使命呢?如果就終結專制獨裁的國民黨舊政權和獲得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的初步成就而言,那麼答案可以說:是的。然而,今後它要做什麼呢?1996年歐洲各級「台灣同鄉會」先後更名為「台灣協會」,為什麼?

1996是個什麼年代?

1995年底一直到19963月底台灣舉行總統選舉前的這一段日子,中國陸續以發射飛彈、調動沿海部隊與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等的手段恐嚇威脅台灣,使台灣人民遭受深重的屈辱。中國對台灣的恫嚇與威脅是一種野蠻的民族壓迫,他們企圖消滅台灣人民自我決定的意志。

一個新的時代已然到來,台灣人民更面臨了一個新的形勢。經由過去的奮鬥,我們獲得了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初步基礎。然而,我們迄今尚未獲得民族的獨立,尚未從中國對台灣領土的霸權主張下脫離出來,尚未從這樣或那樣的中國名號的糾纏裡解放出來、獨立出來,尚未建立起一個台灣人民賴以自主決定自己的社會-政治生活的民族基礎。正當我們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開始更積極地追求台灣的民族獨立時,我們卻開始面臨了來自中國極端蠻橫的威脅。

「爭取台灣的民族獨立,建立新的主權國家」,也是「台灣同鄉會」在專制戒嚴時代不能公開形之於文字、卻是不言而喻的目標。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歐洲「台灣同鄉會」就在此時刻更名為「台灣協會」。

歐洲的「台灣同鄉會」際此時刻更名為「台灣協會」,不是偶然的。

『他們毋寧意識到台灣前途又面臨了一個新的歷史考驗,一個比我們過去反對專制獨裁更為艱巨的歷史任務:抵禦一個蠻橫強鄰對我們領土的覬覦以及對我們自主決定的剝奪。

為了不讓我們曾經親自參與奮鬥而獲得的民主成果再一次被另外一個外來的政權所剝奪,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家園,抵禦外來的侵略;我們要繼續為台灣民族的尊嚴、民族的獨立而奮鬥;我們要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只有一個以台灣為祖國團結起來的民族和他們的國家,才是抵抗侵略者最堅強的堡壘。

「台灣協會」將在與島內台灣人民共同爭取台灣的社會進步和民族獨立的過程裡,找到它本身存在的意義和繼續發展的動力。島內外台灣人民以及進步的各團體和黨派將繼續以團結的行動來開創台灣前途的歷史事業。』[29]


7.     「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機關刊物:「鄉訊」

Denken ist etwas, was auf Schwierigkeiten folgt und dem Handeln vorausgeht. (思想就是,追尋困難,前導行動。) (Bertolt Brecht)

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的脈動,給人們提供思考的動力與思想的源泉。但是思想理念本身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理念,就要有展現實踐力量的人。[30]

在敘述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的故事時,有一個不能夠被忽略的東西,我們需要一些篇幅來描述它,它就是與歐洲各級「台灣同鄉會」的組織同時出現的一份文字刊物「鄉訊」。它是為了台灣人之間交往的需要,為了思想的生產,也為了思想的傳播的需要而產生的。

「鄉訊」於19718月創刊。它最初是「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的刊物。這份刊物為什麼取名「鄉訊」,我們在早期的「鄉訊」找不到它緣起的記載。197110月「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創立後,「鄉訊」就轉而成為「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此後每期的發行量約500-600份。「鄉訊」從一開始到今天,雖然主要的是歐洲台灣人的、卻也可以說是島內外許多台灣人的「思想和聲音的文字表達工具」。它以開放投稿和轉載的方式,刊登島內外台灣人的見解與思想;而它的文章也讓其他的刊物自由轉載。

「鄉訊」是一份非專業性的刊物,它的編輯工作由「聯合會」所屬各國和各分區的會員輪流義務負責,它的經費也是由「聯合會」本身的會員自給自足地支持。這是它言論自主性的可靠基礎。

除了報導會員的聯誼與「聯合會」的動態以外,「鄉訊」的內容主要地是由自由投稿的稿源決定的,稿源不限於「聯合會」本身的會員。稿約一直都秉執著開放以及容納各種意見的傳統。「鄉訊」的內容豐富,包括鄉友動態、國內外時事、詩、散文、生活小品、文化藝術論作、社會、政治、經濟的報導、評論和論述、思想理念創作、意識形態論辯、轉載島內外文章、譯作等等。

草創時期的「鄉訊」反應了草創時期的「台灣同鄉會」,那時歐洲的台灣人仍在摸索著「台灣同鄉會」發展的路線。1970年代初台灣島內處於言論思想不自由的戒嚴統治下,作者們在「鄉訊」發表社會-政治見解時,如果出具自己的真實姓名,都必須小心謹慎,以免觸犯思想罪。隨著島內民主運動以及島外革命路線的向上發展,歐洲的台灣人的社會-政治言詞就更加不能被國民黨政權所容忍。而這些言詞的主要內容無非就是台灣人民批判反民主、批判專制獨裁、追求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正義與進步的社會的各種思想理念。

1990年代以前,許多論述這些理念的作者都必須以筆名或假名發表他們自己的作品。那是一個製造無名英雄的時代。這種情況好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和啟蒙時代的政治壓迫在二十世紀的台灣複製出來的景像。例如英國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時代,哲學家洛克在光榮革命以前,於16831689年必須流亡到荷蘭的不同城市藏匿,以躲避政治迫害。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那些同封建專制的統治者進行鬥爭的法國作家和理論家們必須把他們的著作送到國外,送到荷蘭或英國,以假名或匿名出版,而他們本人則隨時準備著進入巴士底政治監獄。甚至到了1930-1940年代野蠻殘酷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橫行的時代,廣泛而公開的思想迫害也曾經是那些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文明社會如影隨形的現象。

「鄉訊」自從1971年創刊到1981年底的十年間,一直維持每年按時出版十一期(每年的7/8月份為配合歐洲暑假而合為一期)。在沒有漢文打字機的條件下(更不用說個人電腦),它開始時是手抄本。1977年以後才開始兼用漢文打字機。在這之前,為了躲過國民黨政權的監視,負責編輯的工作者也必須刻意變化他們的手跡來抄寫文稿。由於編輯「鄉訊」的工作也如同參加「台灣同鄉會」一樣,被該政權視為非法,因此許多參與編輯工作的人,也必須保持秘密。

藉這個地方我想特別提起兩位台灣護士,梁靜香和吳秀露。她們兩位以及多位「台灣同鄉會」的成員都在那個時代非常負責地和我從197610月開始,在德國海德堡共同擔起「鄉訊」的編輯工作。而且在1976的春天,當「台灣同鄉會」在海德堡設立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以便收集一些關於台灣和台灣民主運動的書籍、資料和雜誌時,她們兩位先後提供了自己不很大的居住空間的一部份,做為收藏這些資料的場所,並且負責管理,直到1995歷時近二十年。那時她們的宿舍也經常做為「台灣同鄉會」的會員們聚會和討論台灣時局的場所。這是在歐洲的台灣護士參與並貢獻「台灣同鄉會」的典型,她們為公奉獻的精神令人特別感念。[31] 海德堡,一個德國詩情畫意的小城,如果它曾經和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史有過關係,那麼這一定和幾位熱心又勇敢的台灣護士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吳秀露於20028月因病去世。

1982年以後「鄉訊」已經不再按時出刊。19838/9月份,編號136期的,是我們可以追蹤的、有連續編號的最後一期。自從那時開始到1994年中的這一段時期,「鄉訊」幾乎處於斷續的沉寂狀態。其原因或許在於:在這一段時期的前半段島內的民主運動正激烈地衝撞專制和戒嚴的體制,島內外屬於民主運動的報紙和雜誌,在質和量雙方面都呈現更高的水平。於是「台灣同鄉會」和「鄉訊」在1970年代在民主運動裡所扮演的角色,到了這個時代就開始退位了。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沉寂,台灣解嚴了。「鄉訊」於19946月復刊了。它的復刊應當歸功於當時「德國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鄭瑩的毅力以及德國北區會員們協作的辛勞。復刊的「鄉訊」這時已經全部以電腦打字排版。「鄉訊」從手抄本經歷機械化到電腦化的過程,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步步地把台灣的民主運動以及它的理念表達方式都向前推展。

是什麼因緣際會使得「鄉訊」在這個時候復刊呢?如果說「台灣同鄉會」在1990年代以前的任務在於與島內的台灣人民共同為台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而奮鬥,並且獲得了一定的成果,那麼「鄉訊」的復刊無疑地反映了一個新的時代和台灣人民新的任務的來臨。在這個時代裡,在歐洲的台灣人要與台灣人民繼續團結來提高自身的尊嚴、追求自身的國際地位和世界意義。這種願望與意志首先具體地表現在推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以及致力於追求台灣民族與國家的獨立自主。

人們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而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以及人們本身的意識條件都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的時候後才會產生。我們剛完成了一個歷史任務,另一個新的歷史任務已然來到;我們意識到解決這個任務的條件已經逐漸形成,這時,適時的行動才可能推動新任務向前發展。

1996年五月號的「鄉訊」出刊以後「德國台灣協會北區分會」卸下了兩年的編輯工作。接著,「英國台灣協會」慨然承續這份艱鉅的工作。

「英國台灣協會」的同鄉們接辦「鄉訊」的工作後就組織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編輯組,梁信忠擔任總編輯。由他們編輯的第一本「鄉訊」於199610出版。他們把「鄉訊」的內容和外觀都做了一個創造性的提昇。此外,他們更努力徵求廣告,籌措財源,把發行量提高到一千本,把發行範圍擴展到歐洲以外,台灣、美洲、和日本等地。「英國台灣協會」的同鄉們把「鄉訊」的內容、外觀、發行量與發行範圍都帶到一個新的里程碑。他們的第一本作品,「鄉訊」199610號,足可讓我們用來做為記念「鄉訊」創刊二十五年的禮物。

1971到今天,「鄉訊」,一份這麼平凡樸素的文字刊物,能夠續存三十年,這似乎默默地說明,歐洲的台灣人多少已薰染著歐洲文化的深沉與堅韌。

「鄉訊」伴隨著歐洲台灣人三十年的歲月,對他們而言,它不僅是一種身在異鄉的精神食糧,而且對他們自己拋棄那些過去被國民黨政權的教育所型塑的腐朽思想,轉而來認識新的進步的社會意識的過程,轉而投身去追求實現社會進步的過程,「鄉訊」無疑地起著巨大的作用。凡是曾經親身感受這種經驗的人,無不深刻瞭解它的歷史意義。

在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時光裡,在台灣人民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時代,「鄉訊」做為思想表達的工具,曾經歷著歧嶇起伏的年代。歐洲的台灣人在這一段啟蒙與狂飆的歷史時代裡,在思想理念、言論與行動的領域,畢竟都沒有缺席。過去,他們為政治自由與政治民主而奮鬥;未來,他們還有更為艱辛的路途,民族獨立是他們未來的歷史事業。「鄉訊」記載著他們的思想理念,他們的思想理念引導著他們自己起來行動。

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的脈動,給人們提供思考的動力與思想的源泉。但是思想理念本身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理念,就要有展現實踐力量的人。[32] 在那一段狂飆的時代裡把自己投入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運動,我們就都成為理念與實踐結合的人物。

以上介紹的是做為歐洲台灣人公開的社會-政治運動的代表「歐洲台灣同鄉會」。接著來介紹幾個歐洲台灣人的不公開的政治運動。

這些政治運動的組織或其成員之所以不公開,是因為他們都要以各種方式(不排除以武力)推翻國民黨專制的外來政權,驅逐非法佔領台灣的中華民國,並要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國家--台灣國。他們的手段與目標都是國民黨政權所不能容忍者,因此任何公開的組織都很可能遭遇到敵人的破壞。因此除了少數負責公開活動的成員以外,他們之中的大部份,特別是那些決定遲早要回台灣的成員,就必須盡力保持自己的組織身份的秘密性。

這些組織的成員幾乎同時都是「台灣同鄉會」的積極會員,他們都很積極地推動「台灣同鄉會」的發展,因為他們深知,維持「台灣同鄉會」做為公開活動的陣地,對秘密組織的政治活動是不可或缺的。這幾個政治組織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歐洲本部」、「台灣協志會」和「台灣前進會」。


8.     張宗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歐洲本部」(以下簡稱「歐盟」)[33]

台灣獨立也必須為大部份台灣人帶來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進步,不只是為知識份子,而且包括廣大的社會階層在內。(張宗鼎)

「歐盟」成立的時間與時代背景
1966-68是「歐盟」的凝結時期。1960年代末期島內外台灣人民的社會-政治狀況,以及台灣的與國際的社會-政治背景,可參閱本文前面相關的敘述。

1966年幾位在歐洲的台灣留學生就開始籌劃成立「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並與日本和美國的台獨團體取得聯繫。1968年分散於瑞士、奧地利、德國和法國的成員在瑞士會合,將「歐盟」的宗旨、結構和工作方針具體化。「歐盟」的規約表明,「歐盟」「奮鬥的目標在團結旅歐台灣人,爭取歐洲各國政府與人民對台灣人意願的理解和支持,俾早日推倒蔣政權,防止中共侵併台灣,進而建立以社會與經濟的平等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和中立的台灣共和國。」

成立初期的「歐盟」是一自主的台獨運動團體。但是很快地它就與在美、日等國的台獨團體整合,而成為全球性台獨運動的一環。1969年初日本的台獨聯盟(「台灣青年」)以世界局勢的演變為由提議,世界各洲的台獨組織合併,並將運作的中心移到美國。19699月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歐洲的代表在紐約召開整合會議,決定創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197011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正式宣佈成立,並設置台灣、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歐洲五個本部。總本部的第一屆主席是蔡同榮。「歐盟」的第一屆主席是簡世坤(張宗鼎)。

「歐盟」的活動與初期的盟員
比起美國,1970年以前歐洲的台灣留學生的人數是很少的,而且居留歐洲的時間也還不長。這使得「歐盟」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初期「歐盟」的核心盟員有二十名左右,他們集中力量於吸收新盟員和策劃組織群眾性較廣泛的台灣同鄉團體,並積極參與各地「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而促進「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成立也是「歐盟」成立初期的重點工作之一。

「歐盟」的工作其次是,向居留歐洲的台灣人和歐洲各國的媒體和政府機構說明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政治實況,進而闡明台灣人冀求獨立自主的意願。

除了組織本身所編寫的「歐盟通訊」以外,「歐盟」也定期分發由日本和美國本部發行的雜誌「台灣青年」與「Formosagram」(後來改為Independent Formosa)給旅歐台灣人和各國的媒體和團體。

在盟員與台灣的溝通方面(如盟員返台後的聯絡或接待台灣來歐的人士),「歐盟」就需要其他「本部」的協助。實際上隨著五大本部的整合,「歐盟」就逐漸成為「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分支機構,它的主要工作在於配合執行紐約總部的政策。

「歐盟」的盟員一向以化名的方式從事活動。例如1969年代表「歐盟」出席紐約合併會議的簡世坤,後來接任歐洲本部主席的鄭柳川和石介夫,以及早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賴堅志、雨樵、何有為、羅新榮等人,都是化名。(到了1990年代化名方式才不再使用。此時在「台獨聯盟」的文件裡已提到早年幹部的本名:張宗鼎、洪鐮德、邱啟彬、張維邦、張維嘉等。目前代表「歐盟」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是盧榮杰(兼「歐盟」主席)和何康美。)化名的方式雖然是出於當時處境的需要,卻也因此限制了「歐盟」的發展。

歐洲台灣人的流動性很大。「歐盟」前後期總共有上百名同志,現在已多半離開歐洲,分散到台灣、美國、日本等地。而現在仍留在歐洲的早期盟員和後來加入的同志們,則繼續構成「歐盟」本部,延續早期歐洲台灣人主張出頭天的香火。1992年「世界台獨聯盟總部」遷回台灣以後,「歐盟」就變成為「世界台獨聯盟台灣總部」在歐洲的據點。

幾位早期盟員的反省
1)多元化的進行:在初期「歐盟」是歐洲台灣知識份子反抗蔣介石體制的運動和台獨運動的集結點。197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新的政治團體出現。這些團體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應有的發展方向產生殊異的見解,以致於不同的團體之間時有爭論。在一個政治運動展開的過程中,意見的多元性本是正常的現象。到了1980年代當台灣島內外政治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島內時,島外各政治團體就在島內的黨外運動裡找到奮鬥的共同陣地。

2)民主化的問題:在「歐盟」成立初期同志們把台灣的出路認定為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至於如何推翻專政,則寄望於國民黨政權崩潰和人民革命奪權。至於經由台灣社會民主化達成政權輪替,「歐盟」的同志都認為在當時的體制下,幾乎沒有希望。1980年代黨外運動逐漸茁壯,1986年建立民進黨,以及李登輝執政後推動民主化,則是多數海外台獨運動者未所預測的演變。

3)經濟體制與社會問題:「歐盟」做為一個台灣政治革新的運動主要著眼於台灣政治體制的翻新,較少談到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台獨運動中心的美國和日本本部的幹部,多少會以該國的經濟社會制度做為台灣獨立後的建國藍本。然而身處當時正澎湃展開的新左派學生運動的「歐盟」同志們,社會改革卻是不能與政治革命完全割開思考的。所以自從創設的初期,「歐盟」多數幹部就希望把經濟社會改革的觀點帶進世界性獨立運動的綱領中,並且屢次在組織內的討論中提出建議。早在1968年的一份文稿已經指出:「台灣獨立也必須為大部份台灣人帶來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進步,不只是為知識份子,而且是包括廣大的社會階層在內。


9.     台灣社會主義者

張英哲:
『當我年青的時候,我是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者(Marxistisch-Sozialistischer Revolutionär),我期望能夠有一番革命,以終結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甚至就是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當那些以馬克思主義為名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踐在蘇聯和東歐到了1989年之後相繼失敗,並且當中國已經蛻化成為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資本主義(Staatskapitalismus)的時代,當我現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在科學研究以及社會實踐的領域我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我堅信,一個人因為對更美好的世界懷抱著追求理想的熱情,並且對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Gesellschaftlicher Fortschritt) 盡其所能貢獻一點心力,而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意義。』


社會主義做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不是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盡可能完善完美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互鬥爭的性質和歷史過程,並在其中找出解決衝突的途徑。(恩格斯語)

台灣社會主義者,既是台灣社會-歷史的產物,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紀元的產物,也是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

【我們先就1990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來談論台灣的社會主義者。這些台灣的社會主義者有許多也自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列寧的理論學說,與馬克思主義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1990之前的這一段時期,對亞拉非許多的民族反帝鬥爭與社會革命運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今天我們在反對中國要兼併台灣的野心時,列寧的一些理念也是很值得我們刻正不懈地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台灣人民來認識的。我就曾經在我的一篇文章裡大量地把列寧和恩格斯關於兼併、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民族平等、民族和平公民投票等的理念整理出來。我想藉之來告誡那些自稱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政權。在那篇文章裡我指出,中國說要統一台灣,事實上是要兼併台灣;他們這種野心、這種霸權主義,全然違背他們所信奉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這裡僅摘引幾句恩格斯和列寧的話:

恩格斯説:『為了保障民族間的和平,首先就必須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先決條件就是,每個民族都必須獲得獨立,在自己的國家裡當家做主。』
列寧說:『民族自決權就是政治獨立權,就是想要分離的民族有鼓動政治分離的完全自由,有通過公民投票Referendum)解決分離問題的完全自由。民族自決就是政治民主的要求,更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違反民族自決權、違反居民的意志來確定國界,就是兼併。社會主義者若是拒絕民族自決,那就是背叛社會主義。』[34]

1989–1991年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相繼崩潰,有論者就把蘇聯和東歐的執政黨所奉行的思想理念專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事實上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也自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麼他們和莫斯科之間(更不用說與中國)並沒有任何關係。台灣社會主義者如何看待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體係的崩潰,這是另外一個大論題。】

在本文所設定要研究的那個年代(1970-2000),並且直到今天,台灣人民最艱鉅的歷史任務固然是民主革命、民族獨立與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但是有一些人想得比這更深邃、看得比這更長遠、更廣闊。他們思考著,台灣人民在獨立建國的過程裡,如何建立一個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必須建立新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條件,以便使這個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平等的機會,充份而自由地發展他們的才能、天賦與人格。而這個新社會只有把資本主義的舊社會經由人性的、民主的與解放的(emancipatory)徹底變革,即社會主義的變革,才能實現。這些人就是台灣的社會主義者。

台灣的社會主義者不僅說台灣獨立,而且更多說台灣民族民主革命,說台灣革命,說社會主義,說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只是由於一些不很重要的原因,他們自己較常自稱或被稱為台灣左派。[35]

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是怎麼出現的?他們的理念觀點是什麼?

這裡必須先對「社會主義」這個名稱做個比較精確的說明。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不是指公營/國營事業,也不是指健康保險、失業救濟等等之類的社會福利制度或政策。那些實施這些制度或政策的北歐和西歐國家的政府,也大多不把自己稱為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Sozialistischer Staat),而較多自稱或被稱為「社會國家」(Social state /Sozialstaat)或「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Wohlfahrtsstaat[36]

島內外有許多台灣人常把「社會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這兩者混淆了。那種有個「社會國家」的社會與那種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兩者在一些社會政策方面固然有些不同,然而前者(「社會國家」)本質上仍然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形態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以下在談到資本主義時並沒有忘記或忽略,資本主義做為一種經濟社會形態從早期到現代,從「極端放任的/極端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到「國家/政府深度調節的福利社會」,已出現過幾種不同的形式。

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一方面指的是一種經濟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指的是追求實現這種社會形態的運動的理論。社會主義可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果說他們有著共同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理念和目標,那就是: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絕對的、最終的社會生產形式,而只是人類長遠歷史進程裡的一個過渡的發展階段,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才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種經濟社會型態。

自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世界各地先後取代封建制度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在許多方面確實有著進步的發展。當今在歐洲、北美洲和日本的幾個既存的、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比起人類史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各種階級社會,就社會生產力、自由、民主、人權、人本主義、社會福利等的尺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進步。但是資本主義內在的根本矛盾,已經變成為它本身繼續提昇社會進步的桎梏。這個根本的矛盾存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生產關係裡:社會生產和社會生產力的社會性同生產成果/勞動產品的(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裡階級對立的根源,這個階級對立就是資產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兩者的對立,或簡稱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人類的發展要求人性的解放。但是資本主義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剝削自然的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地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對抗性矛盾與異化,包含著非人性與壓迫。法國大革命所宣告的偉大目標-自由、平等、博愛,資本主義是絕沒有能力使這些目標徹底地實現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與人權,到了今天都已經變得太狹隘了。

人類從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非人性的現象(Phänomene/Phenomena)到研究它的本質(Wesen),並且為了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從設想各種的烏托邦,到設想各種的社會形態,這一段歷史可以遠溯自16世紀文藝復興、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的時期。[37]

只要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和人剝削人的社會-經濟制度繼續存在,那麼要消滅階級,以便建立平等的新社會的訴求,就不會沉默無聲。這些訴求自從16世紀首先在歐洲初現以來,直到今天,不管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或在經濟繁榮的和平時期、或在革命的世代,也不管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中心都會、或在社會-經濟較後進的邊疆鄉村,都未曾消逝。當資本主義不再局限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時代,當資本主義統治世界市場以後,那麼代表這些訴求的社會-政治運動就再也不會局限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而是已經擴展到整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個運動自從19世紀以來迄今,延續最長遠,影響最深刻的,就是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運動。

因此可以說,台灣社會主義者,既是台灣社會-歷史的產物,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紀元的產物,也是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

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在於要揚棄(Aufheben[38] 資本主義、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工具社會化、建立一個更高階段、沒有階級對立的新社會。這將是一個更民主、更平等、更符合人性、使更多數的人獲得更多自由的新社會。這一個新社會將取代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資本主義舊社會;這一個新社會,一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繪的,「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這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體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9]

我們先把「社會主義」做這樣簡單的說明。這樣的社會主義理念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所創立的學說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所以也可以說,這樣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份之一。這三個組成部份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包括唯物主義和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學和一般理論的基礎。恩格斯為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定義為:「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40] 馬克思在他自己的著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裡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41] 科學的社會主義,則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做為一種經濟的社會形態,是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邁向無階級社會的初階社會形態。在這個過程裡,人數最多的現代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僱傭勞動者階級),除了共同的階級利益以外,沒有什麼個人的利益和特權必需維護。他們如果不同時使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那就不能夠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在這個過程裡無產階級是最堅決的革命階級。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受壓迫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42]

社會主義不是學說,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被社會主義者拿來做為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歷史的整個過程,特別是這個過程目前在文明各國的實際結果。

社會主義做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不是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盡可能完善完美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互鬥爭的性質和歷史過程,並在其中找出解決衝突的途徑。(恩格斯語) 

我們以上所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及其理念。以下要介紹的是歐洲台灣人的社會主義小組,「台灣協志會」和「台灣前進會」。馬克思主義的理念觀點是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的理念觀點的基礎;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做為台灣民族獨立、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基礎。

今天談論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台灣社會主義者不能不關心那影響20世紀社會歷史發展相當深刻的兩件大事:一是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10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此後逐漸建立起來的「實存的社會主義世界體係」;二是這一個「實存的社會主義世界體係」裡的幾個國家在經歷幾十年的生存與發展之後,於1989-1991相繼瓦解崩潰。[43]

即使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今的世界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但是它的世界觀已經變得太狹隘了。台灣的社會發展若要克服這種狹隘性,那就必須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裡尋找克服的動力。

1960年代以前的台灣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除了一些簡單的台灣民族論、民族反帝主張以及關於民族與階級的關係的問題以外,沒有給1960年代以後的台灣人民留下很多的傳統,沒有留下很多使後來者可以直接應用的理論與實踐的經驗。因此我們就直接從1960年代開始來敘述一部份近代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本文僅限於介紹歐洲台灣人的部份:「台灣協志會」和「台灣前進會」。


10. 「台灣協志會」[44]

徐雄彪和他的太太林英姬,一位鋼琴教師和演奏家,立刻傾出個人的人力和財力,以沉著、勇敢與機智負起救援的工作。在革命同志落難時,他就這樣表現出高貴的、團結的同志愛。

前面,「歐盟」的一些盟員在做反省時強調,社會改革不能與政治革命完全割開思考。這就是說,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不能只談政治獨立的事,而不同時考慮政治獨立後,建國過程中的社會-經濟問題。這也是關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到底將以什麼社會-經濟制度來建立台灣新社會的問題。「一個新社會,它必須帶給社會裡更廣大的社會階層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進步!」這個呼喚微弱地隱涵著社會主義的精神。

自由主義者的獨立運動經過內部屢次的建議,卻仍然不能把這種精神內化,並以行動來追求實現它,那麼這件工作就只能由別人去執行。

就在「歐盟」成立的時期,19676月史明等人在日本東京創立「獨立台灣會」,並發行刊物「獨立台灣」。在那時候北美洲有幾位台灣左派的人也會來在「獨立台灣」刊物上參與討論台灣革命。史明提倡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來研究以及從事台灣革命。他認為從荷蘭侵佔台灣以來一直到蔣介石統治台灣,都是外來者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在他看來,四百年的台灣史是一部殖民地的社會史,是外來統治者與本地人被統治者矛盾對立以及本地人反抗外來壓迫的鬥爭史;通過長期的矛盾對立與反抗壓迫的鬥爭,台灣本地人逐漸形成一個與中華民族不同的台灣民族,也逐漸形成要求民族獨立的台灣民族主義。他提倡台灣民族論與台灣民族主義。他認為台灣革命的第一階段應該要以武裝鬥爭,推翻蔣政權的殖民統治,建立台灣共和國;這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而台灣革命的第二階段應該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革命的主戰場則是在島內。[45]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1960年代以後在島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陣營裡,史明肯定是一位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關於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的理論與台灣獨立革命相結合,並且試圖在理論上加以廣泛論述的先驅者。他從而在島外開啟了左翼的台獨運動,這是相對於「台灣獨立聯盟」被視為右翼的台獨運動而言的。

1960年代下半期,世界興起一波(新)左派的社會運動。1970的「四二四槍擊蔣經國的事件」,以及右翼台獨運動陣營內幾個領導人回台與國民黨政權合作的事件,導致「台灣獨立聯盟」起了一些變化,有一些盟員就陸續地轉到左翼的台獨運動。此外一些島外的台灣人沒有經過右翼台獨運動的組織,就直接走向左翼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上來。

1971年旅居巴黎的「歐盟」(「台灣獨立聯盟歐洲本部」)盟員張維嘉去東京和史明討論建立「獨立台灣會歐洲支部」的事。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學生盧修一於1972開始和史明聯絡。同年他移居巴黎唸博士學位。1973他到東京史明處,為他自己的論文「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收集所需的資料。[46] 同時史明也向他建議,回歐洲建立一個「獨立台灣會」在歐洲的據點。

19741月張維嘉、盧修一和林啟鐘(化名)三人在巴黎成立一個秘密組織「台灣協志會」(簡稱「台協」)。同年春天鄭欣和徐雄彪先後加入「台協」。

「台協」做為一個秘密組織對外不公開它的名稱,它的組織嚴格區分公開與秘密工作,計劃回台工作的會員必須保持秘密的身份。在公開的工作方面,鄭欣以「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理事長的身份負責籌劃成立「世台會」。張維嘉則負責「台協」的對外工作。

此時(1974)「台協」有五個會員,都住在巴黎,常聚會討論台灣獨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研究中共與各國的(特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經驗,並把巴西人Carlos Marighela 所著的「都市游擊隊員手冊」譯成漢文。

19754月初就讀於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學生張英哲加入「台協」。4月底林啟鐘從巴黎到東京,與史明討論回台工作的事,之後就回台灣定居。這年5月鄭自才在美國因「四二四刺蔣事件」刑滿出獄,移居瑞典。他和一位「台獨聯盟」時期的同志李友土(化名)相偕於9月加入「台協」。

「台協」做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小組,在初期與史明以及「獨立台灣會」的關係密切,因此他們就參考史明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關於台灣獨立和台灣革命的理念、組織與戰略等的論述。這些素樸的革命知識在1970年代初期對剛來到左派陣營的台灣年青人而言,可以做為推展運動的參考材料。

「台協」就這樣制訂自己的目標:經由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台灣民主共和國,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獨立台灣會」與「台協」的同志們雖然都是社會主義者,卻徹底地認清中國共產黨的霸權主義以及企圖併吞台灣的本質,而對之不存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堅決反對中國併吞台灣,堅決建立自己的台灣國。這一點之所以特別強調,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並且直到今天),島內以及一些來到海外的台灣人,也自稱(或被視為)為左派、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卻是中國企圖兼併台灣(即所謂的中國統一)的支持者。

為了執行組織的秘密工作,徐雄彪接受史明的建議,於197510月從巴黎遷回布魯塞爾。1976年初他開始經營一家餐館做為革命工作的據點。而盧修一則在第一次回台灣前先到東京會晤史明,幾個月後他於197512月返台擔任大學的教職。1979年秋他再回巴黎;198012月取得博士學位後再回台灣,一面繼續執教,一面和史明保持聯絡,從事秘密的政治活動。

「台協」為了開拓組織的財源和解決同志個人的生活問題,張維嘉和鄭欣於1975年初開始籌設公司做生意。漸漸地張維嘉一個人負起「台協」的經濟活動與公開的政治工作,他被選為「台協」的負責人。1975年底「台協」改名為「台灣社會主義協志會」(簡稱「社協」)。

「社協」此後的工作計劃,設定在發行一份刊物,致力於在歐洲擴展組織,並進行台灣左派聯盟的工作。左派聯盟的對象是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幾個台灣左派的組織和個人。

但是「社協」在巴黎的同志漸漸地因為忙於經濟活動,而無法兼顧政治活動和發展組織的工作。因此,為了集中人力實踐這些計劃中的工作,組織希望張英哲移居巴黎,擔負組織的政治工作。那時他在德國海德堡正與幾位「台灣同鄉會」的會員共同負責「鄉訊」的編輯工作。

19772月張英哲從海德堡去到巴黎,從事組織工作。5月「社協」改選,居住在瑞典的鄭自才被選為新負責人。

盧修一於1980回台後繼續和史明保持聯絡。198313日負責居中聯絡的日本人同志前田光枝先被國民黨政權逮捕。而盧修一和另一位同志柯泗濱隨後也於8日被逮捕。史明立刻指示徐雄彪,在歐洲進行營救三位同志的工作。

徐雄彪和他的太太林英姬(一位鋼琴教師與演奏家)在比利時立刻傾出個人的人力和財力,以沉著、勇敢與機智負起這件救援的工作。他們立刻請求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幾位外國人參與救援;他們立刻連續出刊「荷比法通訊」,一共出了7期,每期寄發600份,把同志被逮捕的消息迅速而廣泛地傳達給歐洲、日本和美洲的台灣人,並呼籲大家關懷與營救。由於徐雄彪夫婦以及許多台灣人與外國人共同奔波,努力營救,盧修一和柯泗濱才沒有被判重刑。前田光枝被驅逐出境,盧修一被判三年感化教育,柯泗濱被判三年保護管束。在革命同志落難時,徐雄彪就這樣表現出高貴的、團結的同志愛。

1986年盧修一出獄,1988年加入民進黨,之後投身選舉,當選立委。他是一位優秀的民主改革者,對台灣的民主改革貢獻很大。1998年他因病去世。

張英哲在巴黎工作半年後,於19778月離開巴黎。之後,以巴黎為中心的「社協」就停止組織運作了。新的負責人鄭自才住在遙遠的北歐瑞典,他再多的努力也不能使這個位於西歐南端的組織活躍起來。

「社協」停止組織運作後,歐洲的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並沒有停頓。徐雄彪繼續和史明保持聯絡,負責秘密工作。過了一段時日他才轉而從事公開活動。自1982年夏天開始,他陪史明到美洲為「獨立台灣會」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鄭自才在北歐思索著如何繼續推展運動。張英哲離開巴黎,回到海德堡。在這裡他一方面繼續參與「鄉訊」的編輯工作,另一方面準備迎接新階段的社會主義運動。

11. 「台灣前進會」

他們以人性和科學的社會改造為目標,來思考台灣社會改造的方向,從而也以它們來強化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合理性、正當性與必然性。他們負有把歐洲人本主義的文明、社會主義理念的種籽、以及歐洲台灣人革命的精神帶回台灣的任務。
當今社會的不公平與不正義,根源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與僱傭勞動者階級兩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因而新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也只有在已消滅了階級與階級對立的新社會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

1977年島內民主運動的形勢逐漸高漲。8月張英哲離開巴黎後,以巴黎為中心的「台灣社會主義協志會」就不能運作了。他回到德國/海德堡繼續參與「鄉訊」的編輯工作,同時和鄭自才繼續推展台灣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認為,台灣社會主義者在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過程裡,不僅要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參與台灣民族民主運動,也要推展社會主義運動。

就在這時,「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理事會決定在1977107-9日舉辦的年會裡安排一個論壇。論壇的主題是:「台灣應選擇的經濟社會制度」。這是歐洲的台灣人第一次公開地討論這個議題。這個議題的意義在於,面對變動中的台灣社會,歐洲台灣人不只關心政治的民主化,而且關心何種社會經濟制度,才能夠使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幸福。這意味著,除了資本主義、自由世界、民主陣營、市場經濟等的這些概念所代表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外,歐洲的一些台灣人也已經對其他的制度做了某種深刻程度的研究與思考,可以把它們提出來做為公共討論的題目。這更意味著,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包括歐洲式的社會國、福利國)對一些歐洲台灣人說來,並不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最理想的、或唯一的選擇。

現在台灣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向台灣人介紹社會主義。於是鄭自才決定以個人的名義做為演講者出席論壇。他在論壇上簡單地說明社會主義的一般理念,並舉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制度要以社會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制度取代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從而消滅社會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以提高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資本的利潤,而是為了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為了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以便根本地改變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最後他強調,今日台灣人民若要消滅剝削與壓迫的制度,若要當家做主,台灣勞動人民就必須聯合所有階層的進步份子,從事台灣革命,以武力推翻國民黨集團的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並進一步建立台灣社會主義的社會。[47]

在短短的演講時間裡要詳盡地介紹社會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是有困難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毋寧是為了藉此來整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認知,檢驗自己宣傳社會主義的能力,並藉以探悉台灣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傾向。

1977年「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年會以後,鄭自才和張英哲想要和在歐洲的其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合力來推展社會主義的運動。他們先從德國境內開始,在這裡張英哲在他去巴黎以前就已經和一些台灣社會主義者有了交往。現在他們積極地和這些社會主義者接觸。他們是:蔡文亮、(蕭一峰、李玫、王定、王明美,這幾位都是化名)。他們都是思慮周密、做事態度沉著嚴謹的人。他們都能深思熟慮,深刻瞭解理論實踐的辯証關係。對理論思想他們永遠懷著高度的興趣。但是他們絕不是抽象烏托邦的空談家。在實踐方面,他們一直都懂得合群合作、隨時準備積極擔當公共事務。對台灣社會的改革與民主改造他們都懷抱著高度的熱忱,對克服艱困的事都擁有革命者堅忍的毅力。現在他們認識到,他們還應該進一步把台灣民主運動、民族獨立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

台灣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理所當然也要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公平與正義的社會,這也才合乎歷史的合理性、正當性與必然性。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一向堅定地追求社會公平、正義,關心社會進步和人類解放。他們所懷抱的公平正義的原則已經不再限於階級社會向來的那種原則了。他們越過了那些以良心、良知、泛愛或道德做為出發點的公平正義的原則。在他們看來,當今社會的不公平與不正義根源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與僱傭勞動者階級兩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因而新的公平與正義也只有在已消滅了階級與階級對立的新社會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

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在追求台灣獨立與民族解放的過程裡,總是努力避免陷於台灣特殊觀點的民族狹隘性。他們努力思考著台灣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兩者的相互作用。他們以人性和科學的社會改造為目標,來思考台灣社會改造的方向,從而也以它們來強化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合理性、正當性與必然性。

為了使更多的台灣人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的陣營,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必須向台灣人廣泛地宣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念。由於島內外存在著許多不利於推展社會主義運動的因素,並且,在從台灣民族本身產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潮還極端困難的時代,台灣社會主義者的工作就倍為艱難。儘管如此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還是決定開始進行這件工作。

他們深知,為了民族、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除了組織以外,沒有更好的武器。

1978年秋天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開始把自己組織起來。他們成立「台灣民族解放革命同盟」,島內外形勢使他們仍然必須保持組織的秘密性,對外則以「台灣前進會」的名稱進行活動。但是在德國的同志們都不能以組織的身份公開活動,因此公開的活動就由住在瑞典而能夠公開自己的組織身份的同志鄭自才來擔當。這樣的小組要推展社會主義運動是不容易的。

為了廣泛而有系統地向台灣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需要適當的文字材料。然而當時整個漢文世界卻缺少現成的適當的文字材料。[48] 為此他們必須靠自己來發行一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刊物,並籌劃撰寫一本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他們決定同時進行這兩份工作。

他們把刊物命名為「台灣前進」。第1期於197910月出版。他們利用這份刊物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世界觀,討論台灣民族解放與民主要求的問題,討論秘密鬥爭與公開鬥爭、武力革命與非武力/合法鬥爭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強調,在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即在要求民族獨立、要求政治自由與民主的階段,台灣社會主義者在堅定地支持眼前的這些要求的同時,必須向勞動人民指出,什麼是勞動人民長遠的歷史任務。這個長遠的歷史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並聯合全世界的無產者來反對帝國主義。

2期的「台灣前進」原預定於197912月中發行。在這一期裡台灣社會主義者總結1979年島內外的形勢以及外國的幾個重大的事件而指出:「反動的政權愈是反動,革命的勢力就被迫隨之高漲,當革命的勢力開始高漲的時候,也正是反革命的勢力進行反撲、鎮壓革命的前夕,這個轉變的時刻不久將會到來。」 在另外一篇文章裡作者也強調:「把公開的、合法的鬥爭看做唯一的、絕對的原則,是低估了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本質。有一天當反對的勢力膨漲到威脅了國民黨政權的利益時,國民黨政權要迭下毒手是極其可能的。」

就在預定出刊的前夕,19791210日島內發生了嚴重的警民流血衝突,即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我們前述的觀點不幸地提前發生了。我們確信,這不是偶發的警民衝突,這是國民黨反動政權預謀所製造的暴力衝突,並藉此再以血腥的手段鎮壓台灣人民的民主要求。隨之而來的大逮捕、大迫害和恐怖統治,使台灣非武力的民主運動又遭遇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我們台灣人民暫時被打敗了,我們就只有從頭再做起。偉大的民族,無論從哪一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經歷的失敗、或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速。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
法國人讀書時,總是急於想知道結論。但是在科學與真理的領域裡沒有快速平坦的捷徑,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峰。[49]

2期的「台灣前進」於1979年底出刊以後,「台灣前進會」的幾位同志做為共同的作者加緊撰寫那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參與的每一位同志負責撰寫其一部份,而每一位又審閱全書,並提出修改的意見。那是個人電腦尚未出現的年代,因此手稿完成後就必須由同志們自己用機械式打字機打稿。書名原定為「馬克思主義導論」。這一部份完成後由張英哲寫序言。一旦在序言裡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談論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解放與民主革命的問題時,他就不能過份簡略地處理這些問題。他必須大量收集相關的資料,並對迄今的革命運動做分析、評價、肯定、批判和總結,並為社會主義者參與這個運動制定策略。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序言的內容變得既廣且深,以致於就篇幅而言超出一般序言的形式。

張英哲於是決定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更深入地來研究台灣革命的問題。在其他同志的協作下他終於把這一部份寫成篇幅相當大的文章,並給它標題為「馬克思主義與台灣革命」,把它做為整本書的第二部份。而序言就另外重寫。而原來「馬克思主義導論」這一部份,標題就改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導論」,做為整本書的第一部份。

最後整本書的書名也定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這本書的第一部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導論」,包含五章:(1)馬克思主義的發生史,(2)辯証唯物主義,(3)唯物史觀,(4)政治經濟學,(5)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50] 第二部份,「馬克思主義與台灣革命」,包含兩章:1.馬列主義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革命,2.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

關於編寫這本書的意義和幾個要點張英哲在序言裡寫道:

『一般地、系統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從我們台灣民族說來差不多是前無古人,這才更叫我們必須在此時從頭開始。在文字方面,我們已經盡力簡化平敘。雖然這樣,我們還是為我們文字能力的極限而深深地感到歉意。在概念和術語方面,我們不敢任意創新。這就使得一些原始的概念和術語不可避免地對一些讀者構成某種程度的陌生和艱澀。這一點我們是承認的。在內容方面,限於篇幅,一方面為了使讀者們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人的全部理念系統有個獨立而較完整的概念,我們盡量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方不把原意斷章。為此我們就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著。這就必然地增加本書的篇幅。而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沒有辦法同時把所有艱深難懂的地方做進一步的解說。

這樣一來有些讀者們在閱讀這一本書時會遭遇到某些困難,則是難於避免的。不過我們深信,有志獻身社會主義革命、獻身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青年朋友,絕不是那種事事都在尋找最少困難、投機取巧、僅僅為己身的利益著想的人物。我們深信,準備克服重重困難是你們的天性,排除層層障礙是你們的秉賦。比起翻天覆地的革命事業,你們應該多少會樂於接受上述區區困難的考驗的。

正像其他的科學一樣,要學習科學的社會主義也沒有不費心力的捷徑。

由於這些困難以及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這本書就還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當中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寫的,而是要寫給決心奉獻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員們看的。

撰寫這本書的工作歷時約兩年,從1979年底到1981年底。那時島內處於台灣民主革命最低潮的時期。美麗島政團的菁英和許多民主鬥士被逮捕投獄,新的力量則尚未茁壯。美麗島雜誌社的社長許信良幸免於難,卻必須流亡海外。19808月他和島外幾位人士在美國Los Angeles創立「美麗島周刊」。這對支撐和鼓舞低潮的革命士氣、傳承運動,都有重大的貢獻。

1982年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公開發行。不久「美麗島周刊」的同志向我們表示,想要轉載這本書的第二部份「馬克思主義與台灣革命」,我們也立刻欣然答應了。[51]

「台灣前進會」的成員們把參與組織和撰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一書的工作看做是學習、啟蒙與自我政治訓練的工作的結合。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科學、也當作一種實踐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Praxis)來學習;我們把參與組織、合作完成一件理論性的工作並推展運動,當做智識份子的社會政治歷練;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當做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啟發性原則,來對群眾宣傳與啟蒙。所以在序言裡我們說:

『迫切的體驗叫我們必須把科學的革命理論,在普遍而廣泛的革命人民之間扎下雄厚的根基。為此我們願意把我們學習馬列學說的一點點心得整理出來,送給真正堅決為台灣民族、台灣無產階級、農民和勞動者,以及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身的青年朋友和同志。』

我們編寫這一本書的這些用意和出發點在那時(1980-1981)遭遇到一種來自「左派」的批評。他們說,介紹馬列學說的基本理論是一種啟蒙階段的工作,以當今台灣革命的發展說來,這種工作要不是已經過時了,就是這種工作不屬於台灣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工作、不屬於台灣馬列社會主義政黨的工作了。可是這些「左派」也沒有告訴我們,啟蒙的工作應該由誰去做。

我們認為,嚴肅地檢視這種批評甚至直到今天也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因為這種批評很能反映和檢驗一個自稱為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或任何一個社會-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包括台灣主體論者和台獨論者),如何估量群眾,如何估量自己和群眾的關係,以及是否正確地估量社會-政治運動或革命運動的形勢。[52]

那時我們也藉著序言回應這種批評。我們表示,在我們看來,沒有任何事實可以有力地証明,這種或那種的啟蒙工作已經過時了。檢驗台灣的全體勞動群眾在目前階段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與覺悟程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看社會主義者自己是否能夠爭取到廣大的群眾來支持社會主義的綱領,是否能夠在全台灣組織幾萬幾十萬的勞動者來爭取他們本身的共同權益。只要試著去做,就不難看出社會主義的啟蒙工作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我們也借了列寧對一些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所說的話,來回應這種批評。他說:階級的政黨,先鋒隊,絕不應該把自己的認識降低到群眾的水平,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問題恰恰在於不能把那些對於先鋒隊說來已經過時了的東西,當做對一般群眾也是已經過時的東西。先鋒隊必須時時清醒地注意到整個階級的以及全體勞動群眾的實際覺悟程度。領導者若把自己的願望、把自己政治上的態度和認識的水平,當做客觀的現實,這是革命家最危險的錯誤。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一書在1981年得以完成,應當歸功於歐洲和歐洲以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十多年在這方面工作的共同成就。「台灣前進會」的同志們敬謹地把這本書獻給那些為台灣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獨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而奉獻而犧牲的烈士們。這本書做為系統性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的入門,在今天看來仍然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島內從1981年底開始,被暫時打敗的台灣民主運動開始迅速地恢復元氣,而國民黨政權則逐漸無力應付洶湧澎湃的人民運動與民主勢力的攻勢。終於,19869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了。1987714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和他的政權才被迫宣佈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統治

「台灣前進會」的同志們在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一書的工作後,有人必須開創生存的事業,有人必須完成學業,有人必須準備回台灣定居工作。

鄭自才於1983年必須從瑞典移居加拿大。1991年元月他進入台灣,卻被強行遣送出境。同年6月他偷渡回台,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遭判刑一年,199211月入獄,1993年出獄。在那段時期他先後加入民進黨和建國黨。1992年他參加228紀念碑國際設計競圖,獲得首獎。此後他回歸建築、景觀設計與藝術創作,希望以藝術文化提昇台灣人的精神生活。

蔡文亮在1980年底到蘇黎世大學,繼續他的博士論文。1986年他從瑞士移居到美國,從事Postdoctor的研究。1989年他回台灣定居,從事科學研究與教學,現在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此時他就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危機,從社會的舞台退回書房。
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映照著社會主義廢墟的落日餘暉,這幅景像顯得格外沉重。

「台灣前進會」的同志們在撰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一書的時候,台灣在變,世界也在變。1982年,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又開始快速發展。而世界,十年前,1973年石油危機拉開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序幕。但是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西方世界方才漸漸地瞭悟承認,戰後二十多年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年華已經一去不返了。

為了因應這個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本身也開始進行自我調整。這裡可以藉幾個指標性的政治現象來反襯社會-經濟的變化。1979年英國保守黨在下院獲得絕對多數席次;柴契爾夫人(M. Thatcher)被選為首相。1980年美國保守的共和黨員雷根(R. Reagan)獲選為總統。1982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執政聯盟被保守的基督教政黨聯盟所取代。這些變化的共同特徵是,政治的保守化預告著資本主義社會新的保守反動化的時代的來臨。

資本主義的中心世界已陷入長周期的經濟危機(1973年到今2005年已超過三十年,其間只有短期的微弱復甦);在這些社會裡現在居於支配和統治地位的是「經濟新自由主義」、「政治新保守主義」以及「社會新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面反動的時代。這場危機的歷史悲劇即在於,生產線拋棄工人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為他們製造新的工作機會的速度。[53] 它的結果是長期持續的高失業率和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口,貧富差距在一個社會以及在全世界都逐漸擴大,民主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更由於壟斷性資產階級統治的擴張與深化而受到壓縮和損害。[54]

德國支配階級/統治集團的保守的意識形態家企圖把本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轉嫁到外國人身上,而說,德國人大量失業的原因在於,過多的外國勞動者占據了德國勞動者的工作機會。他們(德國的意識形態家)的目的無非在於,叫德國人不會在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裡探究危機的本質性根源,而把眼光轉向外國人。而這又產生一種效應-鼓動德國人仇視和排斥外國人。而另一方面德國保守的政府為了因應這個經濟危機和高失業率的問題,開始處理外國人的居留問題-減少外國人的人數和他們在德國居留許可的時間。這種意識形態的功能就在於,阻絕德國人民的社會性憤懣衝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統治。

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張英哲因為從事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而一直沒有按步就班地完成原來的學業-醫學研究,以致於在海德堡的居留許可到了1980年代初期,由於上述德國政府新的外國人政策而碰到困難了。那時,像當時許許多多長年被國民黨政權剝奪了返回台灣的自由、而成為流亡海外的台灣子民一樣,他雖然只握有台灣護照,卻還不能回台灣,因此他必須解決(在德國)居留的問題。

1983年他在德國的另外一邦的一所大學瑪堡大學(Universität Marburg)得到哲學系夏季學期的入學許可。此時他就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危機,從社會的舞台退回書房。1984年秋天他父親過世時,他也還不能返回台灣。

瑪堡大學有較濃厚的馬克思主義左派的氣息。張英哲選擇政治學和社會學做為主科哲學的附修學科。他以前在社會-政治運動裡靠自習以及和幾位台灣社會主義者一起研讀馬克思主義,現在他可以藉這個機會以科學的方法(Wissenschaft/Science[55] 深化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在這裡碰到一群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這些不是那種書齋型的學者。他們都能夠以毫不晦澀的語言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遺產作出發展性的詮釋。做為智識份子他們是緊靠著德國工人運動的傳統;他們總是密切注意著,在不同的時代,誰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行動者(Subject/Subjekt),並且知道自己做為智識份子在社會-政治運動裡應參與的位置;在他們身上體現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56]

六年後,198912月張英哲提出一篇論文「卡爾.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形成」,而於1990年的秋天完成哲學Magister的學業。[57] 就在他完成口試的前兩天,他的母親過世了,他終於能夠在1972年離開台灣後第一次返回台灣,回來奔喪。

時候(1989/1990年),已經長期陷於普遍性危機的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走向崩潰,也沒有引起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過幾年的調整之後資本主義已經能夠在不穩定當中續存下來,代價是犧牲勞動者階級和弱勢者的利益:高失業率、縮減社會福利措施、降低受薪階級的生活水平、擴大貧富差距、削弱民主。這個問題我們談到這裡就好了。

對照這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就在1989/1990年,蘇聯和東歐集團這些自認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和它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而建立的社會(又稱「實存的社會主義」),一個龐大的帝國和它的邊疆,它們的政治與經濟,瞬間土崩瓦解,變成一堆廢墟。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七十年的制度對抗暫時告一段落,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這是一場有如歷史的大地震的事件,有人把它看做是歷史的終結。而一位有著辯証思維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把它看做是「資本主義暫時的最終勝利」。[58]

這個歷史事件是不是也使得馬克思主義連同它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都面臨了危機?做為一位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又陷入一次新的危機。這一次危機不是從「實存的社會主義」傾塌的時候才開始的,而是,如果不是更早的話,至少從19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今天,馬克思主義不是第一次遭遇到危機,它的危機史和它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只是,今天的危機映照著社會主義廢墟的落日餘暉,顯得格外沉重。[59]

但是資本主義在20世紀末的勝利卻隱含著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資本主義貫徹全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Globalization),資本主義似乎是無可取代(Alternative);而另一方面,它做為一種生產方式,對政治、社會和生態而言,卻包含著全球的潛在性災難:加深全球性的貧富分裂和極化;加強對自然和資源的剝削和摧殘,加重土地、水和氣候的污染和負擔、加重危害人類生存的條件、升高失業率(資本積累過剩的危機)、剝奪和毀滅勞動(勞動社會的危機)、侵蝕福利國家、弱化民主機制。這裡不是細數資本主義這些舊與新的矛盾和問題的地方。

不必等到資本主義陶醉於它的勝利幾年之後,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才來指証資本主義本身這些不可克服的舊與新的矛盾和問題,以便來重新肯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義。早在1989/1990年歷史性的山崩地裂時,當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失去了原有的信心,而紛紛離開了他們原來的信仰的時候,就有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方面立刻嚴肅地承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傳統的工人運動都面臨了顯而易見的危機,而另一方面卻仍然堅持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

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宣佈:就是不再有人談論社會主義的價值時,我們仍然要繼續談論它,要繼續以馬克思主義思考未來。他們要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建造新的瞭望台,以便眺望過去、現在和未來。[60]

另外他們從19903月就開始發行一份雜誌「馬克思主義的更新雜誌」(季刊)。在創刊號裡他們發表了他們的工作計劃宣言。[61] 他們宣告,他們仍然繼續站在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重新出發,但不是為了替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做辯護,相反,是為了與教條化和僵化的過去決裂。他們認為,要更新馬克思主義,要使它重新出發,就要無所顧忌地做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要徹底地找出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政治實踐裡的缺陷,對之重新思考研究和詮釋;要使馬克思主義符合新的時代,加以發展;要重新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的時效性;要探究,為什麼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那些自認為按照馬列主義的教義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打敗,而全面傾覆?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62]

這份雜誌最初開始時,主要是由一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發起和發行的。十多年來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陸續加入這個更新馬克思主義的工作行列。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確實努力地從事這些工作,使得這份雜誌迄今仍然能夠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前進。

1991年我獲得瑪堡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G. Fülberth的推薦,到政治學系做博士研究。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是那一本書「理解資本主義的暫時最終勝利七篇章」的作者。而我的博士研究的指導是F. Deppe 教授,這一位是我哲學Magister論文的第二位指導者,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更新」這份雜誌的編輯顧問。他研究的領域現在仍然包括工人運動的問題。[63] 200493-10Deppe 教授接受台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以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的邀請,來台灣演講,並且拜訪台灣的幾個工會。

我就利用博士研究的那一段時間同時關注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與更新的問題。1995年中開始中國以軍事演習、甚至以發射飛彈等的手段恐嚇威脅台灣。這個事件促使我更加注意到,中華民國做為台灣人民的國家架構的危機。為此我也開始把幾個問題拿來做為我的研究題材:台灣的主權問題;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合法性、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危機[64](因「國中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所引發的爭議而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台灣和世界文明[65];民族自決與公民投票、批判中國的霸權主義等[66]

那時由於我個人經濟力和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沒有完成博士論文。1999916日,距我離開台灣那時將近27年,我揹負著裝滿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和被打敗的社會主義的行囊,偕著伴我流亡23年、剛獲得瑪堡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的牽手林玉,一起返抵台灣定居。

我們是屬於革命年代的人物,我們負有把歐洲人本主義的文明、社會主義理念的種籽、以及歐洲台灣人的革命精神帶回台灣加以傳播的任務。

回台灣五天後的深夜我們碰上921日發生的台灣地殼大地震,南投集集大地震,死亡兩千多人,傷者逾萬人。台灣的人民和土地受到重大的創傷。

十年間我經歷了一次歐洲歷史的大地震和一次台灣地殼的大地震。在今天當資本主義更強固地統治世界市場,並且把馬克思和他的社會主義理論看做是一條 死狗 的時候,我要公然宣佈,在科學研究以及社會實踐的領域,我仍然是這一位大思想家馬克思的學生,也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個不斷致力於提升運動的理論水平的實踐哲學家。死狗”  的典故馬克思在《》第一卷第二版跋裡寫道:『但是我寫《》第一卷憤懣的、自的、平庸的、今天在德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已高地象代大的莫澤斯德爾森待斯賓諾莎那样對待黑格爾即把他作一條沒有用的 死狗” 了。』

12. 台灣社會主義者看中國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試圖以科學的方法,探索人類的社會歷史運動的規律,並指出人性解放的方向和條件。
而漠視人性與科學的社會理論,已造成多麼可怕的後果。

這裡不是要詳細地敘述,台灣社會主義者如何看中國。這不是本文的範圍。我們只是要附帶說一件事。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我們在「台灣社會主義者」和「台灣前進會」這兩部份一再強調幾個概念:理論和實踐、人性的解放、科學的社會主義、民主、個人的自由發展與全體人的自由發展、特定民族觀點的狹隘性與全人類的普遍性等等。這些概念對科學的社會主義本來就很重要。我們之所以在此特別強調,是因為這些與下面的一個問題有密切的關聯。

台灣社會主義者或許常會碰到一個質疑: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成那個樣子,你們台灣社會主義者怎麼還要主張社會主義?

關於台灣社會主義者為什麼主張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和條件,以及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一般理念,在前面「台灣社會主義者」和「台灣前進會」這兩章節已有說明。除此以外,台灣社會主義者還是應該針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做回答。

過去台灣社會主義者也曾經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與層面對這個問題做過說明或回答。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名義(他甚至把自己提高到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同等的地位。)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時期,是一頁全面反智、愚民、無人性、反民主、反文化的荒謬史。這是怎麼來的?(我們沒有忽略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這裡只是要把一位英國歷史家(E. Hobsbawm)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拿來補充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他的觀點是有些創見。

他說: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及馬克思的思想沒有任何直接的關聯。中共是經由列寧才接觸了馬克思的思想,或者更精確一點說,是經過史達林。毛澤東對馬克思學說的認識看來幾乎全部承襲自史達林派所撰寫的「蘇聯共產黨史(1939)」。他在這件馬列主義的外套裡包裹著最道地的中國烏托邦的思想。毛的理念心智的形成全是中國本土製造。不過即使是中國的烏托邦思想也有與馬克思主義相接觸的點。因為所有的社會革命的烏托邦都有些共同之處。而毛正好抓住馬列思想中幾點符合他自己的見解的地方,用來証明他自己觀點的正確性。然而他所想像的理想社會-一個眾人異口同聲,意見完全一致的社會,個人全面自我犧牲,全面投入社會集體,最終將止於至善,一種集體的神秘主義-事實上正好與古典的馬克思學說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論及終極目標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乃是個人的全面解放與自我實現[67]

我們的命題是:在一個缺少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與人本主義的傳統的社會,例如社會主義革命前的中國和俄國,它們的革命領導政黨和政治領導們在革命後又沒有按照人性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改造社會,那麼我們在中國、蘇聯和東歐都先後看到了那些漠視這些理論所造成的多麼可怕的結果。

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是某個民族的特殊的烏托邦主義,而是,它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試圖以科學的方法,探索人類的社會歷史運動的規律,並指出人類的人性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的方向和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這個人性解放的深刻意義,如果在實踐上不堅持這個目標,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缺乏超越資本主義文化和文明的任何意義。

13. 智識份子與社會變革

當社會矛盾逐漸明顯,當社會進步與歷史反動的鬥爭逐漸加劇的時候……
改造社會和改造人們本身,這兩種活動的合一,應該被看做是人的社會實踐的合一目的。

前面曾經說過,島外台灣人自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就決定挺身出來承續島內台灣人的批判精神與反抗的傳統,批判並反抗國民黨政權和它的國家,中華民國。現在來談談台灣人的批判精神與反抗的傳統。台灣人民這種批判的精神與反抗的傳統不是與生俱來、獨有的性格,而是在社會-歷史過程裡所塑造出來的。人們在社會生活的過程裡為自己塑造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會反過來或快或慢、或深或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們本身的思想意識,而這些思想意識就成為人們的行動的指揮者。

二二八革命失敗之後,特別是1960年代之後去到海外的台灣人,(絕)大部份是教育程度較高的智識份子,這些人本來都是國民黨獨裁政權,為了使他們效忠與鞏固國民黨政權所統制的、既有的社會關係的需要,而教育出來的。這當中有一部份人現在卻從原來做為效忠與鞏固的身份,蛻化成為這個既有的社會關係的批判者與反叛者。這些人為此甚至長年被剝奪了返回台灣的自由和權利,而成為流亡海外的台灣子民。

1970年代中期台灣島內也開始廣泛地出現了同樣的批判者與反叛者

是什麼社會政治條件促進這種轉化促進這些人的覺醒與行動呢?

當社會矛盾(例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逐漸明顯,當社會進步與歷史反動的鬥爭逐漸加劇的時候,整個舊社會和統治集團內部也開始它本身瓦解和分裂的過程。這時舊社會和統治集團內部有一部份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進步性的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部份智識份子,就離開舊社會的陣營而跑到創造新社會的這個陣營來。[68] 在歷史上就有這種普遍的現象:在歐洲封建時代的末期封建貴族中有一部份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而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份思想家、理論家陸續轉到無產階級的陣地。

當然,在舊統治集團日趨腐朽墮落,而創造新社會的革命形勢日漸高漲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為了追逐實現個人利益的投機者、賭徒和冒險家,帶著舊社會的惡習混入革命的陣營。他們在這裡招搖撞騙,沽名釣譽,追名逐利。在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年代裡不可避免地也會有這些現象。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總的說來台灣還是獲得了社會進步變革的動力。

台灣這二、三十年所經歷的社會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進步的人物、且造就了無數進步人物的時代-在思維能力和熱情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在關懷人()、土地和社會方面的進步人物。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和獨立建國運動不僅是一種政治變革,它同時更需要是一場這樣的社會和文化的工程,其目的在於要把社會和人兩者都進行改造為新的社會和新的人。

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裡同時改造自己;他們就是自己的教育家。改造社會和改造人們本身,這兩種活動的合一,應該被看做是人的社會實踐的合一目的。如果人不能夠在改造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那麼他就不能拋棄那些從舊社會所帶來的一切骯髒的東西。

台灣這樣的社會-政治變革的進程到底還是造就了一個世代的、這樣一類的台灣智識份子,他們的特徵是,他們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為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而進行戰鬥。一些人用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追求成為全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堅強。但是書齋裡的學者是例外,他們只是那種唯恐燒到自己手指尖而小心翼翼的庸人。

14. 革命暴力消弭暴力革命

因為有了海內外台灣人民進步的革命暴力的存在,才使台灣島內免於暴力革命。
革命之所以必要,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腐朽殘暴的統治集團,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者的那個階級或那個民族本身,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棄自己身上一切陳舊的髒東西,才能成為新社會的新基礎。

為了推翻極度殘暴的國民黨政權,在那個時代,不僅在歐洲,也在美洲和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台灣人和智識份子紛紛走向武力革命的陣營。在1970年代初期以前,在這些革命派的台灣人看來,台灣島內還看不到任何革命的力量足以撼動統治集團,也看不到一絲(由下或由上的)和平改革的動力。因此保留武力革命的主張就成為必要。到了1970年代中期以後,當島內非武力的民主運動逐漸發展起來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殘暴的國家暴力也並沒有一點收歛和讓步的跡象。這是革命派仍然繼續堅持保留武力革命組織和革命意志的原因。

1979年當國民黨政權再度以恐怖的手段對付台灣人民的民主運動-「美麗島」政團所領導的運動,以軍事審判對待美麗島政團的領導人士,而激發島內外台灣人民更廣泛更劇烈的反抗的時候,甚至有更多島外的台灣人走向革命的道路。

海外革命派的繼續存在,迫使國民黨政權開始思慮,如果他們想要繼續在台灣做為統治者茍延下去的話,他們必須開始正視台灣人民(進步)的革命暴力。黃文雄和鄭自才以及之後的一些革命暴力事件反映著,台灣人民的革命暴力與革命意志不是虛張聲勢。[69]

島內非武力的民主運動開始茁壯到足以漸漸地逼迫國民黨政權逐步退卻,則必需等到民主運動渡過1979年底到1980年代初、深受打擊而一度陷於低潮的時期以後。國民黨政權終於必須承認台灣人民的和平/合法/非武力的民主運動與革命暴力相結合的澎湃力量,而開始思考退卻與妥協。1987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和他的政權才被迫宣佈解除長達38年軍警特務的戒嚴統治,以換得政權和黨的續存,並且避免使自己在可能的革命暴力下被毀滅。

為什麼我們在此再次強調「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才被迫?! 這是針對晚近的一些評論而發的,這些評論者,或者不提蔣經國大半生做為一個獨裁者劊子手,或者雖然也提到他是一個獨裁者,卻都企圖粉飾美化他晚年那些全然為他個人、他的黨與其政權的私利而被迫做出的行為,而說他的這些作為對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以及台灣民主化有一點貢獻。這是一種所謂客觀的、卻是庸腐的評價

在我們看來,那些不是出於自覺改造社會的認識和意識,而是源於私利的動機的人們,不管他們的所作所為的後果,與社會-歷史進步的軸線多麼有所交集,在造成這些變革的時候,他們畢竟都只是偶然地、無意識地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70]

因為有了海內外台灣人民(進步)的革命暴力的存在(即便其中有一些只是智識份子的革命意志),才使台灣島內免於暴力革命。這裡不是詳細論述「和平/合法/非武力的運動與革命暴力」兩者在社會歷史上的辯証關係的地方,而只簡單地給「進步性的革命暴力」予應有的、適當的歷史地位。

「歷史的發展,不是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如果不把這句話當做附庸風雅的語言,那麼這句話就應當做如下的詮釋:革命,做為歷史運動的一部份,不是革命者個人的意識與行動創造出來的;一方面,當人們要求改革或革命的形勢高漲時,人們企圖阻止改革或革命的發生,也不是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反過來說,當革命形勢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再偉大的革命家也不能創造革命形勢,不能鼓動革命。

革命之所以必要,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腐朽殘暴的統治集團,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集團的那個階級或那個民族本身,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棄自己身上一切陳舊的髒東西,才能成為新社會的新基礎。革命之所以不再必要,因為統治集團已經被迫承認人民的革命力量,被迫做出讓步,並且歸還人民所要求的權利。

然而,正當台灣人民為了能夠經由和平的途徑贏得民主而歡呼的時候,台灣內部的「反民主的勢力」中國國民黨以及它的分枝黨派,親民黨和新黨,以及他們的部份支持者,特別是自從2004年總統選舉第二次失敗以後,卻開始喪失理性,陷入瘋狂。他們不擇手段,企圖進行政變復辟。這些「反民主的勢力」不但不遵從法治,不承認民主的選舉結果,還企圖引發社會暴亂,給中國侵犯台灣予藉口,甚至聯合中國來對抗台灣的民主和民族獨立的潮流,企圖以非和平的手段消滅台灣的主權。他們不但在許多社會、政治、法和文化等的領域仍然不放棄他們反民主的霸權殘餘而且迄今仍然沒有對他們1987年以前無數的血腥殘暴、恐怖統治政治謀殺以及非法侵佔人民和國家的龐大財產的行為,說出道歉和謝罪,歸還財產,並退出歷史的舞台。那麼,這樣的反民主勢力往後要繼續存在下去的歷史合理性與正當性在哪裡!?

半個世紀以來島內外台灣人民的民主力量一直致力於追求民主、民族獨立與和平,現在卻遭遇到歷史的反動-島內和中國的反民主逆流對台灣的民主和民族獨立進行非和平的反撲。我們因此更深刻地認識到,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恐怖和反民主的統治對台灣人民的自覺與認同造成多麼深重的傷害與惡劣的影響,而反民主的勢力仍然多麼頑強地抗拒社會-歷史的進步。同時我們也深刻地認識到,台灣人民的民族民主力量還不夠穩壯發達,台灣人民的自覺與認同的啟蒙工作尚未完成,而我們做為民族民主運動者也還不能卸下追求民主、民族獨立與社會進步的歷史任務。


15. 後語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

自從20034月答應接下撰寫這篇文章的工作以來,我用盡了我為生存而耗費的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可支配時間,並且以科學家的嚴謹態度、以哲學家抽象而深刻的思維、以譜寫史詩般的筆調、以革命者的熱情埋首寫作。

半年後當我在10月底完成這件工作時,我才有時間和感覺來追尋,我內心這種驅動力從何處而來?漸漸地,一幕我直到現在都尚未將之以文字呈現出來的歷史與記憶浮現腦海。這一幕歷史與記憶不是本文所要敘述的直接對象,然而歷史與記憶裡的人物卻是默默地支持我完成眼前這一篇文章的巨大力量。篇幅和時間也不容許我在這裡詳細地說出這一幕歷史和它的意義,這是另一件有待我去完成的工作;在此容我把這一段後記當做將來的工作的楔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的前一年,1944年我出生在嘉義朴子。1947年二二八革命爆發時,我兩歲半。到了1950年,我對1950年前後發生的一些事多少已經開始有了記憶。而戰後,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社會政治史是一些專業和業餘的台灣史工作者,以及倖存的政治受難者陸續重建出來的。至於從19501956年六年之間以及之後我家族的一些遭遇的大略過程,則是我的兄姐們後來加以整理出來的。[71] 1956年開始我自己已經能夠、而且必須面對歷史,必須記憶歷史

1956年我十二歲。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從國民小學六年級畢業;秋天,我升學進入初級中學一年級。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自己能夠、而且也就必須以一個十二歲的初級中學一年級的學生,開始注視自身周圍所發生的事,並且就人的心智成長的年齡而言,提早開始認識一段具有世界史普遍意義的台灣政治史和中國政治史-被壓迫的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反抗專制政權的血腥殘暴的統治的解放鬥爭的歷史。當然,做為一個中學生我當時是不可能深刻地瞭解這一段歷史的意義的。

1950年,即194946日因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學生運動而發生的四六事件/四六學潮後的隔年。就在1950年的5月,我的二哥張璧坤因政治原因被國民黨政權通緝而開始逃亡,那時他是台灣大學經濟系四年級生台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副會長。同年61日我的三哥張碧江在家中被逮捕,那時他擔任小學教師,他所涉的案件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案」;他被判有期徒刑12年,卻先後被繫獄在綠島和小琉球138個月。張璧坤在逃亡3-4年後於195428日被逮捕。隔日我的父親張其德也被逮捕,被控告資助兒子逃亡。張璧坤所涉案件與張碧江不同,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在1956425日被判死刑,於1956926日被槍決。我的父親被判有期徒刑10年,也足足服刑10年,於196428日刑滿出獄,回家那一年他已經68歲。張璧坤逃亡期間還連累我的大姐夫呂錫彬和一位表哥以及許多識與不識的親友鄉人,這些人也都在被拷刑後繫獄多年。[72]

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的相關判決書裡載有李登輝的名字。近年來許多相關的研究推測,這位李登輝應是前總統李登輝。關於李登輝以及1950年代的這一段歷史,曾建元撰文指出:『我們從未聽過李登輝公開、正面地談論他的這段過去,反而...不斷地否認、反駁那些倖存同志的證言。(…..)。我期望李登輝能運用群策會的力量,召開研討會,好好地來評價這段幾乎被恐共思維湮沒的歷史(.....)我更期待陳水扁總統(…..)成立白色恐怖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那些)為追求台灣自由解放而犧牲受難的(左翼青年)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省人。(.....)他們用行動証明了人世間的博愛情操,為台灣人留下了人格的典型。[73]

一個家族,同時出現五個政治受難者,二哥被處死,另外三個人(我的父親、三哥大姐夫和一位表哥)的刑期總共超過32年。一切可以想像的、當代政治受難者的家庭所遭遇到的苦難,也都在這個家可以經驗得到。在那段腥風血雨、最困頓的時代,我家裡沒有一個成年的男人,一切物質和精神的苦難全由我的母親吳枝和姐姐們承擔。我們一家終究沒有被擊垮,幾位堅強的女性的形像時常會巍然地出現在我眼前。只是,我的父母親不知道,我這一個在1972年底的一個冬天的深夜離開家而去德國的兒子,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有回台灣的家,直到他們先後於1984年和1990年闔眼長眠時,就再也沒看到這個兒子一面。

謹以這篇文章感念、紀念、敬獻給…..

(本第15章-後語- 另單獨存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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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稿完成:2003.11.01.凌晨
最近修訂:2014410日--  (「太陽花學運」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從議場「出關播種」的日子)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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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本文是應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邀請、而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於2003129-11日主辦的「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而寫的。由於這個機緣才促使我完成這件工作。謹向吳樹民醫師與張炎憲教授的鼓舞,以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秘書曾秋美小姐和她的團隊的多方幫助,表達感謝。
    在撰寫本文的過程裡,張宗鼎、鄭自才、蔡文亮、徐雄彪、李玫、我的牽手林玉以及幾位同志、朋友,給我許多建議和鼓勵,幫我收集和整理資料,我也一併致謝。
   全文原載於: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 (出版者):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台北20056月,頁145-202
  
  現在(2014年)這一篇是對2003年在研討會上提出的以及對上述的2005年的文字版本稍做補充的新版本。

[2] 張英哲:從「台灣同鄉會」到「台灣協會」,載於:「歐洲台灣會聯合會」會刊「鄉訊」,199610月,頁23-26;張英哲:「鄉訊」二十五年,載於:「歐洲台灣會聯合會」會刊「鄉訊」,19973月,頁24-26

[3] 有人把台灣這個階段的社會-政治運動僅僅稱為「民族民主運動」。這個觀點有缺陷,因為它缺乏歷史觀;它沒有把這個時代的台灣史世界史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刻劃出來,從而也就對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與民主(Bürgerliche Nation / Bürgerliche Demokratie)的階級內容以及歷史局限性缺乏觀照。

[4] 我們引進「社會進步/Gesellschaftlicher Fortschritt」這個概念,以別於以「經濟發展」為指標的進步概念。

[5] 瞿海源根據一項在20037月初的調查結果而加以研究,他得到的觀點是:目前在台灣「確實有一股強大而在日益增強的民主逆流,阻礙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繼續發展。」而國民黨和親民黨仍然不改其一向的威權政黨的本性,「依舊企圖利用反民主的勢力奪回政權。」瞿海源:民主的逆流,載於:中國時報2003.08.03.,頁A4
 瞿海源的觀察在2004320日總統選舉後,由一連串反民主、反法治的暴亂事件獲得証實。

[6] 中國否定台灣人民有自決的權利(即人民/民族自決權),並極力反對台灣人民以民主的程序決定自己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7] 我們當然也知道,在台灣,在還有很多很多的人主觀上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時候,那麼當我們把這些人也看做是台灣人或台灣人民時,我們只是自作多情。阮銘說得對:今天「台灣人」已經是國民概念,而不是籍貫或族群概念。參閱阮銘:台灣的國家認同與2004大選,載於:台灣日報2003.07.12.

[8] 因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沒有明確和一致的內容,並且還包含著許多神話般的、非科學的、為當權的政治服務的穿鑿附會,因此這裡才冠以「所謂的」。

[9] 參閱林媽利:『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載於:共和國,19期,20015月,頁10-16。林媽利以組織抗原(HLA)研究人類族群系統發生樹(Phylogenetic Tree),得到的結論是:今日在台灣的客家人和閩南人原屬於南亞洲人種,兩者都是幾千年前世居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廣東或福建的原住民「越族」的後代。早在南宋時代(1127-1129 AD)或更早時期,以及秦朝(221-206 AD)與之後,由於戰亂或其他的原因,有一些北方漢人先後南遷來到「越族」的生存地域,這可能使得北方/中原漢人的部份遺傳基因滲入「越族」。之後又由於社會-政治的因素,「越族」的文化漸漸受到漢化,「越族」甚至被改名為「漢族」,這才導致今日許多在台灣 以客語和以Holo語為母語的漢姓漢名的台灣人 都錯誤地以為自己是純種北方漢人的後代。另請參閱本英哲部落」:  漢姓台灣人的祖先來源" 一文

[10] 我們較少把台灣的這一場變革稱為台灣獨立運動,而較多把它稱為台灣民族運動,因為獨立運動與民族運動兩者不盡相同。民族運動強調民族與民族意識(Nationalbewusstsein)的形成,以及民族國家的建造。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這麼說,這在廣大的人民群眾裡或許還不是那麼容易被瞭解。本來科學的認知與人們的常識兩者,往往存有著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完全相反。何況很久以來直到今天,民族和台灣民族這幾個字,仍然遭受到許多人的懷疑、排斥、畏懼或鄙視。有一些人說,民族的概念含意那麼紛雜,而且一個民族可以建構多個國家,一個國家也可以由多個民族組成,那麼使用民族的概念還能夠研究什麼嗎?也有一些人認為談論或使用民族這一概念的人都是狹隘的、或偏激的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一個概念有些論者譯為國族主義)。甚至還有其他說法。例如孫慶餘就說「民族訴諸非理性」。(參閱孫慶餘:多談民主,少談民族,載於:中國時報,2003.08.22.。)這些論者把民族、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等的幾個概念粗糙地混淆了。
 我們在這個註釋裡使用兩個不同的概念來指涉兩個不同的現象:民族意識/國族意識(Nationalbewusstsein)與民族主義/國族主義(Nationalism),但是在這裡我們還是苦於不能給予詳細的闡釋。
 另外,甚至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已經知道把國民黨的舊政權看作是一個外來政權,他們也主張台灣應該加入一個以民族(和他們具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名為「聯合民族」(United Nations)的國際組織--聯合國,然而他們竟然對「民族」這個概念也抱持同樣的態度,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嗎?
 例如民進黨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19965月)的幾位共同著作者竟然將「民族要求」與「民主要求」機械地以舊世代和新世代來劃分,說舊世代的運動是民族運動,而新世代的訴求是民主,並將兩者看做是截然不同,甚至是互相對立的運動。這些新世代的這種觀點毋寧又是一種很奇怪的新理論。這些理論或者可以稱得上,可是卻暴露出他們在理論方面的貧困。
 甚至今天(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時期)在台灣民主深化的過程中,「民族的論述」不但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反而更形重要。因為今天在台灣土地上的人民陷入所謂的藍綠兩大群體對立的問題,其內容除了反民主與民主的對立以外,本質上、歸根究底不是族裔群體(族群)對立的問題,而是「土地認同」與「國家認同」嚴重分歧對立的問題,而這正是「民族認同」的問題。

 此外針對台灣與中國,當我們早已將兩者看做是「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時候,民進黨的幾位領導者和他們的台獨理論大師卻還在主張「一個民族、兩個國家」,或者認為台灣是一個「華人國家」。對此我們認為:第一,我們不懂他們說的這「一個民族」的名稱是什麼;第二,我們根本不懂什麼是「華人」;第三,如果「華人」是「漢人」或「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人」等的遮遮掩掩的代用語,那麼在這幾位民進黨人的知覺裡,台灣的原住民在台灣民族的建構過程裡沒有存在,這顯示在這幾位民進黨人的意識裡仍然潛藏著深刻的漢人沙文主義的殘餘,以及漢人的傲慢。

[11] 參閱張英哲:民族和台灣的民族問題,(手稿),Marburg 1992.11.18.;施正峰: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2000;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載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2001,頁217-267

[12] 這些由中高收入的小資產者、自由業者、受薪者與智識份子組成的人群,在社會意識方面具有自由主義的某些共同的取向,按照我們的定義與分類,他們不能被歸為階級(Class/Klasse),而是階層(Schicht)。

[13] 注意!我們著重地指出“那個時代的共同利益與要求,意即“只是那個時代的,而不是所有時候的;這是嚴格的歷史方法。因為仔細考察人類社會,自從有了階級分化以來的政治史,就不難發現一種有著普遍內容的現象:
 每一個力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不管是由他們自己或經由他們的理論代表、思想家或意識型態家所表現出來的,)大都懂得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說,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描繪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許多時候革命的領導階級,就它對抗舊統治階級這一點來說,在開始的階段往往還不是做為一個明確的階級,而總是做為被統治的全體成員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那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它本身的利益在開始時確實同其餘所有的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繫,在當時存在的那些社會關係裡,還未成熟地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德文),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Abk.:MEW), Band 2, Berlin 1983,頁47以下;漢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1972,頁53以下。】
  這一新階級和他們的政治統治的代表們一旦取得相對穩固的統治之後,他們的特殊階級利益也就愈加發達和顯著,這種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就愈是遠離社會的普遍利益,他們也就愈遠離被支配的被統治的社會大眾,並且和這些被統治者的階級矛盾也就愈加明顯,甚至愈加尖銳。於是一個新興的階級和他們的政治統治集團就這樣,或隱誨、或公然地背叛自己先前的社會變革的、追求社會進步的理想。

[14] 就經濟關係而言,當時台灣的資本主義可被看作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而陳師孟等人則把它稱為「黨國資本主義」。參閱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1991

[15] 本文在幾個地方出現「支配」與「統治」這兩個概念,這需要做一點解釋。我們使用這兩個概念,是為了借它們來說明人類的階級社會的兩個現象,即「社會-經濟的支配關係」與「政治的統治關係」兩個領域。
 人類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原始社會或無階級的社會沒落以後,社會的演進或快或慢地出現了階級分化,從而形成了階級社會。直到今天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都仍然是階級社會。
 階級社會儘管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形式,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社會分化出兩大主要的人群範疇,即兩大主要的社會「階級/Class,即主要地以人群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而言所形成的階級。這兩大社會階級,一是創造多餘產品(剩餘價值)的廣大勞動者,另一是藉著社會生產關係而擁有權力,把這些多餘產品(剩餘價值)據為己有的少數人。後者就是一個社會裡真正地居於支配地位的人群,他們是社會-經濟的「支配者」,他們構成「支配者階級」。(注意!除了這兩大主要的以外,當然還有其它非主要的人群範疇,例如小商品生產者、手工業者、小資產者、智識份子、腦力勞動者。)
 另外一種社會現象是「政治統治的關係」,即政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但是這些政治統治者在我們看來並不構成一個上述定義的社會階級,而只是「政治統治者或政治統治者集團」。
 在我們看來,一個社會裡居於實質性、決定性支配地位的人群,是「支配者階級」,而不是「政治統治者或政治統治者集團」。例如,在當今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支配者階級」,不是某個政權或政治集團,而是(壟斷性的大)資產階級。

 在階級社會裡,「支配者階級」做為一個階級,總是擁有持續的支配權力。而「政治的統治」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都只是「社會-經濟的支配關係」的政治表現形式(政治,面對經濟,擁有相對的自主性,它雖然不能改變經濟規律,但是它有時候也能夠決定或影響經濟活動。)此外,除了政治獨裁者、或者同時屬於支配者階級的一份子以外,政治統治者或政治統治者集團都是可更替的,他們對社會不能擁有持續的支配權力。

 有些人把「社會-經濟的支配階級」與「政治的統治者」這兩個領域/兩種現象不加區別地以「統治階級/Ruling Class」稱之。我們為了區別,所以才使用兩個概念。在德文裡也可找到這兩個有區別意義的概念:Herrschende KlassePolitische Regierenden

[16] 也有研究者把這種生產關係定性為殖民的、官僚的、封建的。

[17]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MEW》,Berlin 1982,(德文),第8卷,頁115;漢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選集,漢譯本。

[18] 如果以比較嚴謹的態度來看,「二二八事件」或許不能被看做是一場革命。然而如果就它對其之後的台灣社會-政治史,以及人民的社會心理所造成的影響的廣度與深度為尺度來評價,那麼我們認為它值得被賦予革命的地位。

[19] 1936716美國人史諾(Edgar Snow)問毛澤東:「中國人民是否要馬上奪回全部的失地,還是只將日本驅出華北和長城?」毛澤東回答:「中國必須立刻收復全部的失地,(.....)但我們並不將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不過假使朝鮮人要想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自然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參閱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漢譯:西行漫記)。以上譯文引述自謝常彰:「為了掠奪台灣,現代中國不惜竄改毛語」,載於:中國時報,2000.04.06.

[20] 張英哲:反對中國兼併的野心、建立台灣國、致力和平,載於:「歐洲台灣會聯合會」會刊「鄉訊」,19998月,頁1-9,此引述在頁34;陳儀深/薛化元/李明峻/胡慶山:台灣國家定位的歷史與理論,玉山社出版,台北2004

[21] 1940年代末到1987年解嚴為止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大約有3萬件政治獄,有14萬人受難,其中有4千人以上遭處死。參閱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下冊,戰後篇,台北2002,頁40

[22] 參閱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蓬島文化公司出版,San Jose/CA 1980,頁1095以下;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下冊,戰後篇,台北2002

[23] 參閱E.J.Hobsbawm: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漢譯本: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台北1998,上冊,頁299以下。)

[24] 參閱E.J.Hobsbawm: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漢譯本: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台北1998,上冊,頁385以下。)

[25] 為了對抗蘇聯,中國就是曾經在那個時代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因此,如果用這一段歷史來檢驗,那麼中國以及它在台灣島內外的親中派,今天又哪還有什麼正當與合理的立場,來批評台灣和美日建立友好的關係呢!?

[26] 限於篇幅本文不能詳盡地描述歐洲各國的「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與發展史。

[27] 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 第三幕,第二景。

[28] 邱武台:祭林游阿妹,載於: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發行人):林義雄事件專輯,New York/U.S.A. 1980.1.18.

[29] 張英哲:從「台灣同鄉會」到「台灣協會」,載於:「歐洲台灣會聯合會」會刊「鄉訊」,199610月,頁23-26,此引述在頁26。世界各地的「台灣同鄉會」以及「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迄今仍然使用原有的名稱。

[30] 馬克思/恩格斯: 神聖家族(德文),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MEW, Band 2, Berlin 1983S. 126;漢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卷,北京1972,頁152

[31] 解嚴之前,亦即在白色恐怖的時代,參與「鄉訊」編輯工作的人大都想保持不公開。因此,如果她/他們的身份名字迄今尚未公開,又如果現在我沒有取得她/他們本人的同意,那麼我在本文裡就不提述許許多多令我們都非常感念的、有如革命同志般的人物的名字。

[32] 張英哲:「鄉訊」二十五年,載於:「歐洲台灣會聯合會」會刊「鄉訊」,19973月,頁24-26

[33] 在開始收集資料準備撰寫「歐盟」時,我碰到一些困難。後來我才向「歐盟」一位早期的盟員張宗鼎求助。現在關於「歐盟」這一章的主要資料是由他所提供的。我只在很少的地方做了儘量不改變他原意的修改。他是一位思慮縝密、謙虛的實際行動者,也是一位兼俱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精神的人本主義者。對他心胸開闊、誠懇慷慨的幫忙,我在此表達敬重的謝意。
 與此同時我也必須說出遺憾:由於上述我所碰到的困難,使得「歐盟」這一部份遠不能描繪它相對完整的面貌。這個缺陷當然絕不必由張宗鼎來承擔。

[34] 以上的全文參閱張英哲:反對中國兼併的野心、建立台灣國、致力和平,載於:「鄉訊」,19998月號,頁1-9

[35] 「左派」或「台灣左派」這兩個名稱在台灣島內外,常被一些凡事不求甚解的人誤解為「中國兼併/統一派」。

[36] State/Staat的漢譯是國家,其內容在此是國家機器或政府,而不是指領土意義的國家(Country/Land)。德文「社會國家/Sozialstaat」一詞(注意社會/Sozial這個概念),比英文「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一詞能夠更好地表達該制度的原始理念。因為「社會國家」,即一種政府形式,它的最初精神以及它在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所要達成的目標在於,除了要保障人們的物質生存條件以外,還在於要保障人們的「社會自由的意志Wille der sozialen Freiheit)」。

「社會自由的意志」是什麼意思呢?歷史上資本主義固然戰勝了封建制度的最後殘餘人身依附,然而卻隨之產生了一種由資本所制約的經濟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這些結構又把占社會裡絕大多數的僱傭勞動者拋進資本關係的依附地位,並剝奪了他們的「社會自由」:資本的經濟自由剝奪了勞動者的社會自由;(這是所謂的「自由世界」內在所包涵的意義)。

 那什麼是社會自由呢?社會自由的理念就在於致力於使人們從物和權力的依附關係裡解放出來,如果這些關係不是經由這些人們的「自由的自我決定」(Freie Selbstbestimmung)所合法賦予的話。

 這個「社會自由」的理念本來也是從歐洲早期資本主義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工人運動的、以及進步的民主派的社會理想。但是到了20世紀下半葉,那些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社會/福利國家裡的勞動者階級,在爭得了較好的薪資與勞動條件(物質的生存條件)以後,卻漸漸地放棄繼續為「社會自由」而鬥爭,而終致屈從於資本關係的統治。這就是「社會國家」做為一種制度的危機。(參閱K.G.ZinnSozialstaat in der Krise(德文)Berlin 1999,頁17以下。)

[37] 例如Thomas More (Morus)Utopia (烏托邦)1516年出版;Thomas CampanellaCivitas solis (太陽城)1623年出版。

[38] 這裡所使用的揚棄(Aufheben)這個概念,是黑格爾(G.W.F. Hegel)的辯証哲學所使用的基本規定。這一概念不能被理解為:簡單的取消、毀滅、拋棄或歸於無;而應該被理解為:包括「轉化、否定、克服、提昇、保存和再發展」的整個連續過程;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形式來說是被克服,按內容來說是被保存。

[39]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這一句話出自此「宣言」的第II節:無產者和共產黨人,最後一句。)。

[40] 恩格斯:杜林先生在科學界裡的變革(反杜林論)。(引言出自此文的第二篇,第I節:對象與方法。)

[4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42]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引言出自此文的最後一句。)

[43] 「實存的社會主義世界體係/Weltsystem des Realsozialismus」,之所以稱之為實存的社會主義,在於表示它們不是理念的社會主義,而是(曾經)實際存在(過)的社會主義社會。它主要地是指蘇聯和東歐幾個國家;它或許也可用來指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家。1989-1991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體係相繼崩潰。這個歷史事件無疑地使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一次嚴重的危機。如有機會我們再來談這個危機。

[44] 「台灣協志會」這一部份的主要資料是由徐雄彪同志整理的。有些資料他參閱史明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草根文化出版社,台北1998。徐雄彪是一位真誠奉獻台灣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對他的幫忙我致深沉的感謝。

[45] 史明: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載於:「獨立台灣」,27期,19719月。

[46] 盧修一後來寫道:「我也要感謝在日本的史明先生,由於他的啟發與討論,我才能對左翼運動有清楚的整體認識。」(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自序,台北1989,頁6以下。)

[47] 鄭自才:社會主義-台灣應選擇的社會經濟制度,載於:「鄉訊」,75197710月,頁53-56

[48] 由於中國的教條主義以及對台灣的霸權野心,那些由中國官方或非官方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漢文材料,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著漢譯選集和全集(作品集)以外,絕大多數都不符合我們的需要。

[4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1872)。

[50] 這一部份的第1, 3, 45章參考Josef Schleifstein: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von Marx, Engels und Lenin, 2.Auflage, München 1973.

[51] 張英哲:馬克思主義與台灣革命,轉載於:「美麗島周刊」,從第85期(1982.04.24.)到第128期(1983.01.22.)。

[52] 我們之所以強調,嚴肅地檢視這種批評甚至直到今天(2004台灣總統選舉之前和之後)也還是很重要的,是因為我們早在1996/1998年就聽到三位民進黨的領導人在一次辯論會上認為,台獨的理論及理念宣傳已經完成,現階段的工作是將台獨政策化。這意味著那幾位民進黨的領導人認為,那時台獨的啟蒙工作已經過時了。(參閱蔡宗希:台獨運動總體檢辯論會,載於:共和國,519987月。)那時三位民進黨的代表的立論陷於混亂與相互矛盾!他們的有些立論後來被同黨其他人所否定!(參閱張英哲:宣揚台獨理念的工作已經過時了嗎?載於:1)「鄉訊」,1997.7月,頁1-52)「台灣評論」,341997.8.10.,頁2-10;張英哲:再論台灣的主權,2005,出版中。)

[53] 參閱E.J.Hobsbawm: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 (漢譯本:極端的年代,台北1998,下冊,頁616)

[54] 那些眼光狹窄、看不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這些普遍現象的人,把台灣近年來的經濟不景氣完全歸罪於2000年才開始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但是民進黨本身以及台灣絕大部份的自由主義者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保守反動的現象,也缺乏深刻批判的能力。

[55] 這裡我有意不使用「學院」或「學術」這兩個用語,而用「科學/Wissenschaft」。

[56] 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既不是承襲法蘭克福學派,也不屬於Perry Anderson 筆下的幾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那種類型。法蘭克福學派和這幾位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特點是,語文晦澀,社會歷史的行動主體(Subject/Subjekt)以及實踐的問題從他們的理論裡消失。參閱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57] 張英哲:「卡爾·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形成/Zur Herausbildung des Begriffs der Ware bei Karl Marx」,Marburg 1989(哲學Magister的論文,這位台灣人作者用哲學研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也研究政治經濟學裡的哲學。)

[58] 社會主義戰敗了,資本主義獲得了勝利!對這個歷史的大變動,有一位日裔美國人Fukuyama認為,東西冷戰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勝利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歷史的最後形式,歷史已不再演化,歷史已經終結。(F.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ommer 1989, P.3-18;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in: Europäische Rundschau, Nr.4, 1989, S.3-25.;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1992)而一位有著辯証思維的德國人Fülberth則把這個資本主義的勝利看做是暫時的最終勝利。為此他給自己的一本著作取名為:「理解資本主義的暫時最終勝利七篇章」。G.Fülberth: Sieben Anstrengungen, den vorläufigen Endsieg des Kapitalismus zu begreifen, Hamburg 1991.

[59] 張英哲: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手稿,Marburg 1995

[60] Manfred Bobke-von Camen u.a.: Der Trümmerhaufen als Aussichtsturm, Marburg 1991D.Boris/W.Gern/H.Jung (Hg.):Keiner redet vom Sozialismus, aber Wir; Die Zukunft marxistisch denken, Bonn 1992.

[61]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Vierteljahresschrift, Heft 1, März 1990, S.165-168:Erklärung zum Projekt „Z-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62] 簡單列舉一些問題,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基礎和上層建築理論、階級理論、社會形態理論、革命主體;有些是馬克思主義在過去較忽略者:政治理論、民主、人權、生態環境、女性主義、個人與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的論述等等。

[63] Frank Deppe:Arbeiterklasse und Arbeiterbewegung im 21.Jahrhundert (21世紀的勞工階級與勞工運動,德文), 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54, Juni 2003, S.71-96.

[64] 張英哲:「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一文以不同的版本發表在:1)「自立早報」1996729 2)「台灣評論」291996 9月,頁2-10 3)「鄉訊」199610月,頁2-7 4)「台灣觀點」創刊號,19971月,頁50-54,(文題:台灣的主權問題)。

[65] 張英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載於:1)自立晚報,從1998.05.24開始至1998.07.12在「自立講台」連載; 2)「鄉訊」,1998.7月,頁15-26。(如果讀者有興趣知道,一個台灣社會主義者如何應用辯証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那麼這一篇文章是個可以參考的例子。)

[66] 張英哲:反對中國兼併的野心、建立台灣國、致力和平,馬克思與列寧堅決反對民族壓迫與兼併的野心,載於:「鄉訊」,1999.8月,頁1-9

[67] E.J.Hobsbawm: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漢譯參考德文本與漢譯本,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台北1998,下冊,頁692

[68] 當然有另外一部份的智識份子仍然繼續留在那一個保存與鞏固舊社會關係的陣營。因為保守反動的陣營也需要一批為之效勞的智識份子。因此所謂「智識份子的良知」之類的說法或訴求只是抽象的空談;在現實社會裡智識份子沒有天生的、抽象的良知,只有具體的良知。對這個題目本文不擬繼續深論。

[69] 在那個國家暴力無所不在、黨國特務橫行、而個人卻深感無力的時代,1973329在巴黎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台灣留學生黃昭夫刺傷另一位來自台灣的人滕永康,因為滕永康被揭發是一個國民黨派駐外國職司監視和打小報告(告密)的黨工。黃昭夫為此被法國判五年徒刑,1977年出獄,1994回台灣定居。

[70]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MEW)Berlin 1972,(德文),第9卷,頁133

[71] 張碧江受訪記錄,載於: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1995,頁345-354
 張白鶴、張緞(張瑛玨)姊妹訪問紀錄,載於: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者):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三輯,台北1999,第二輯,頁625-6412)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二冊,台北1999,上冊,頁314-322

[72] 參閱:中華民國國防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家安全局等,對相關人物及各個案件之判決書、機密文件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案」,載於: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二輯,台北1991,第一輯,頁186-190;第二輯,頁93-105

 張碧江受訪記錄,載於: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1995,頁345-354
 張白鶴、張緞(張瑛玨)姊妹訪問紀錄,載於: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者):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三輯,台北1999,第二輯,頁625-6412)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二冊,台北1999,上冊,頁314-322

 『臺灣歷史辭典』條目:「四六事件」與「臺大法學院支部案」,載於: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第三版一刷,台北2005.1.20., 2391039

[73]  曾建元:曾群芳同志的故事,連載於:台灣日報,2004.12.30.2005.1.07.,頁17,引述文分載於200515,6日和7日;在引述文裡括弧內的文字和下畫線是本文作者所加。
 
另外,曾建元的一篇研究指出:「台大法學院支部」在1949年當時的台大校園裡的活動力是相當活躍的。「台大法學院支部」在書記葉城松和張璧坤     (分別於194910月和19505月-張英哲增補)  相繼逃亡後,台大的學生運動才沈寂下去。參閱:曾建元:台大校史的補白-戰後台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載於: http://www.wufi.org.tw/%E5%8F%B0%E5%A4%A7%E5%8F%B2%E7%9A%84%E8%A3%9C%E7%99%BD, 2005年。另參閱: 張英哲: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載於: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2014/04/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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